再有一点，从教育的根本上来说，艺术教育是永远不会培养出艺术大师的，艺术大师不是在大学里面教育出来的。艺术大师他是通过教育后，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通过实践培育出来的，那也是麟毛凤角，也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所以，即使是办成精英教育也不是说，精英教育就是培养艺术家的。培养艺术家，按照那个17年的经验，那时候的学生大部分是同一个面孔，同一种面貌的。真正的艺术大师，不说是在中国，就是在国外，也不是真正在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我们可以找很多例子来说明，凡高、塞尚、卢梭，20世纪中国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等，这些都是例子。就算我们提高中国的艺术教育质量、改进艺术教育的制度，那就能培养出大师吗?
假设我们认定，艺术教育扩招不是培养艺术大师，首先把这个目标去掉，认定是精英教育，也不一定就出大师。那么当下艺术教育不能培养出大师，这不是它的缺点，因为有没有扩招都是培养不出来的。由于扩招，大家都进到一种模式中去学习，这个扩招的模式越正规化越系统化越是它的缺点。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系统化教育，不约束学生，教学放羊，那么学生是不是就可以回到从前?在那没有教育的时候不是培养了许多艺术大师吗?那么现在教育越烂是不是越能培养出大师?难道说我们越不按规矩教学，越是放羊，就是培养大师的一个条件?这是不是一个悖论?所以，从前面提到的两方面来看，当下艺术教育质量的下降不应该归罪于扩招，关键是教学模式里面有问题。
首先我们要把大学本科专科艺术教育的培养要求要降低，要放到普及的要求上去。而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育，就应该是进入到一种精英教育了。对于这种精英层次的教育有这样一种声音：搞艺术的为什么要考英语?从两点来说，第一，绘画与英语完全没有关系，只要绘画好，的确不需要考英语;第二个方面，假设有了英语，也不见得是坏事。英语可以不作为一个硬性指标，同等专业水平，以英语好者优先。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因人施教，一个是因教择人。这实际上都是对老师说的。如果一个人的确画得很好，英语不好，因人施教，不必要他考外语。比方说，原来学中国古典文学，可以叫他考古汉语，如果学国画的，古汉语好，那也可以当博士。以前评教授就是这样的，学“中国”两个字打头的，中国画“中医”不一定考外语，就考古汉语，就可以顶一门成绩，以前评职称实行过这种制度，我觉得照样可以在招生中实行。学中国艺术的，以技巧技法为主的专业，可以不考外语，但要考国语，作为一门语言学的成绩，作为录取标准。不能说古汉语都不考，那你看画论怎么看呢?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素养的问题，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比较好，因为它毕竟不是师傅带徒弟。另外因教择人，比方说有些导师他是国外回来的，教西洋画的，他就要求你外语好，那这个可以要求学生考外语，外语好的我就要，不好就不要。可以给导师一种更大的选择权。如果一个导师本身都不懂外语，为什么非要选懂外语的?我就选不懂的，兴许你懂古汉语，懂诗词这些，就可以了。因教择人包括了质量、数量两方面，因教择人，既要选择学生的质量，又要考虑到一个教授能力所能承受的数量。比如孔子说“有教无类”，如果那学生的确可教，那些公共的标准，就不太讲究了，作为一个升学的标准不能极端，不能一刀切。在高层次的教育选择学生的时候，教授、专家的这种选择的权利的比重，要加大。这种权利的扩大，实际上就是把原来招生部门的那种按照制度的权利分散一点，给到个人一点。按照官僚部门、教育部门说的，如果把这个权利下放给教师的话，教师就容易开后门，但是总体来说，权利分散到某个人，只是几个人的腐败，比那种大的权利集中的腐败带来的国家的损害要小。那种很大的，官僚式的，集中的，按照统一标准的对中国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的损害绝对要大过某一个教授开后门招的某一个学生对整个中国教育制度的危害。
所以，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要害，是对教师的选择和严格要求。现在中国艺术教育状态的要害，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扩招，不是研究生带多少个，而是导师的水平下降。说的更加豪迈一点的话，中国艺术教育制度的现状的改变是要求教师、导师们“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目前这种不负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不是学生不负责任，而是导师不负责任。中国艺术教育的问题出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教育制度的根本是在于每一个现在能说得上话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有一定水平的教师自身的提高和自身的约束和自我责任心的加强，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当下中国艺术教育要加强不是对学生的教育，而是对教师的教育，这是我要提出的口号。教师负责任了没有，你是不是仅仅为了钱，为了名声和职称去做一些粗制滥造的事情，去拖累整个艺术教育，倒过来去怪学生多了，课室不够，资源不够，教具不够，实习的地方不够……而不检讨自己的责任心不够，如果有责任心那就不会带十几个学生。一次要带十几个研究生，有些理由不是应该值得怀疑吗?难道导师不可以主动少带些吗?因人施教，一个个来对待，可以教得刚刚好。现在能招研究生的许多本身就是教育部门的领导，招了那么多，学生你带出来了没有?不能怪学生，应该把教育制度的好坏跟教师本身的责任心和荣誉感联系到一起。
在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中国现行艺术教育制度的时候，今天提到改革，应该重新回到某一个方面来检讨。我们过去传统教育有它的优点，作为一个私塾，作为一个导师，他对学生的责任心是很高的，“名师出高徒”，当时是很讲门生，讲门阀的，在这一点上，如果要求我们今天的教授、导师也有以前像私塾先生那样的责任心，觉得自己的门生是自己的命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中国传统教育的责任心更应该合理地被今天这种现代教育制度下的老师们继承起来。我们把那种制度的方法推掉了以后，同时也把那种教师教育的理念，教育的责任心也推掉了，在今天“门生”和他无关。但如果老师的责任在这里下降了，没有把他作为生命和事业中间的一部分的话，那这个教育永远是搞不好的。所以，在一个制度不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我们现在提出任何关于制度的意见的时候，是应该从一个可以入手的角度，在这些可以对制度提出反省的人和起作用的人身上去解决问题。他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官僚的问题，教育官僚在订无数教育制度的时候如果落实到教师身上，教师如果是一个能负责任的人的时候，有些东西它是可以消解的，那些损害对学生已经就会有一种缓冲了。教师承担了这个损害，那学生受到的损害就小了。现在是把所有这些教育制度的弊病，都让学生来承担，教师在中间逃离了，一讲起来却说是教育制度的缘故，是扩招的缘故。所以，没有了教师承担教育制度和学生之间的这种责任的话，那最吃亏的就是学生，最吃亏的就是国家教育事业。假设扩招了，如果教师负责任，教师不推委，那些不利方面的影响就会大大消减。而教师如果对学生采取不管不问，特别是对硕士生、博士生的教育，老在那里说是制度的影响，你有很充足的理由吗?
所以，结论是，在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替代现在的教育制度的情况下，要改变这个教育制度，也只能循序渐进地改变。对教育制度改变的关键，不是寄希望于那些教育官僚者，也不要责怪扩招带来的学生素质的下降，责任是在中间这一层，执行教育的教育者，具体来说，就是教师身上。教师还是应该有一种道义，既要有一种勇于向上提出意见、坚持正确教育理念的勇气，也要有爱护学生，对学生尽职尽责的情怀。如果教师可以坚持这样去做。在这种大的现代化的制度下面，去回归和追寻中国科举和私塾中间的某些合理的，关于“师道”和“责任”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许，中国的艺术教育才会真正有希望。
2009年4月8日
於广州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