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站”——广州火车站。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作为一个财富幻想、文化幻想及异质生活的符号而存在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一直在经济实践中和社会试验中调整着自身的文化状态和思想走向。作为“实验田”的定义，必定规范了广东在经济上必须具有充分的开拓精神（自我牺牲的精神），而文化上必须回避激进主义。这样就构成了“广东现象”的两性，一是经济行为的大胆进取与锐意开拓，二是文化行为上的相对保守和谨守政治正确性。这种行政策略保证了广东可以集中精力去面对经济建设中的种种问题而又不至于文化思想上的急进造成思想意识形态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广东的经济战略和文化对策保证了广东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最大的成功，保护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此同时“广东方式”也在社会经济转型中和文化转型中产生一系列的后遗症——即保守的文化对当代艺术的围堵、放逐和过渡边缘化。

作为符号性的“广州站”具有很强的文化阐释能力，一方面它规定了一段艺术史想像空间的阈度，一方面又揭示了广东当代艺术和文化迁徒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来”和“往”之间许多中国当代艺术的著名艺术家和广东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因缘“广州站”的能指对应了广东当代艺术的流态特质，对应了“流动的三角洲实验室”的思想现实和理论基点。

展览内容：

1、文献部分

通过呈现“85新潮”以来广东当代艺术的历史资料和影像档案，包括具有代表性的文件、文物、作品及图片等，梳理80年代以来广东当代艺术活动的历史脉络。

2、展览部分

经过策展人提名并审慎甄选出40多位在广东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和持续性的艺术家，大致包括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和2000年后涌现的三代艺术家；从群体和地域上包括活跃在广州、深圳、阳江地区的艺术家，还有从广东走出的国内外的艺术家。

展览文化构成：

一、社会学关注

社会学关注是建立在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的基础上，打开一个开阔的当代文化视野，探讨当代社会的精神现实及隐含于其中的文化肌理，艺术家在思想与游戏之间选择了自身的立场和态度，在回避庸俗社会学的同时确认了一种自我的社会关注方式和批评的个人角度。

二、语言沿革

“水墨”一直是处于“困境中的突围和突围后的困境中”做着两难的选择，对语言的强调和身份的执着反而约束了精神上的解放，对“语言”最终服务于什么与其中有多大的可能性的提问成为当代水墨在问题状态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语言探索了二十多年来究竟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或是说问题解决到哪一个程度仍是一个悬念，在广东的当代艺术生态中，“水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作为问题之一，究竟是“当代水墨选择了广东，为什么选择了广东？还是广东的文化生态和历史积淀更适合当代水墨的生长？”将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提问，也许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更能很好地说明“广东是什么或是什么是广东”。

三、体制的建设

从本土集合行动的“105画室”、“92广州双年展”、“大尾象”的自我组织到“卡通一代”的对传播借助，以及广东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深圳美术馆的国家建制，还是“维他命”的国际基金操作，以及博尔赫斯书店疏离化的个人坚持等，都在不断探讨各种模式，完善自身的文献体例，这些体制化的尝试是作为一个“枢纽”、“集散地”或者以“墟”的性质来开启一个集体行动的场景。同时也真正宣布一个多元实验的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

学术活动：“广州站——出发？中转？到站？”广东当代艺术二十年学术研讨会

展览开幕式当天将举行主题为“广州站——出发？中转？到站？”广东当代艺术二十年学术研讨会。目的是要通过广东当代艺术亲历者、支持者和见证者的多重角度讨论广东当代艺术区别于其他地域的艺术形态的特质，从而进一步明确“广东的当代艺术、广东的艺术家究竟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出发——中转——到站”是一种状态的描述，或许可以使广东当代艺术发展的几条线路呈现得更为清晰。

三十多位持续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学术批评的专家和学者将与参展艺术家一道对广东当代艺术二十年的历程的思索和总结进行积极的碰撞和阐发，为广东当代艺术的延续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