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附属性，和当代艺术、当代中国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我才选择托马斯作为我绘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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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中分的毛焰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皱巴巴的T恤衫，脸上鼓出几颗粉刺。

看上去，他像是一位艺术家或者一位县城美术教师。他从杯盘狼藉的餐桌旁站起来，走向录音笔，手里还拿着一杯雪花啤酒。

“喝点酒可以让我更清醒。”他富有诗意地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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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毛焰已成为当代最重要，也是最难归类的艺术家之一。

在各地艺术家纷纷北上，各种前卫艺术、新潮观念层出不穷之时，毛焰却一直驻守南京，蜗居于郊区的画室，画画、教书。当装置、观念、新媒体等艺术形式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架上绘画时，毛焰却依然醉心于他的肖像画。有论者称，毛焰将这一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画出了中国水墨山水的意趣。

“毛焰的动向与众不同，从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诗人韩东说，“他不在现有的气氛中寻求认同，也不在属于未来世纪的幻觉中寻求支持。他更像是一个背转身的旅行者，心目中的圣地在绘画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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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几年前，毛焰就确立了他的江湖地位。一幅《记忆或者舞蹈的黑玫瑰》，让他跻身于“千万俱乐部”。

当时，毛焰曾放言：“我希望画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局部都充满表情。”对于一个24岁即在大型展览上获奖的画家，这无疑是他才华和野心的有力佐证。评论家栗宪庭也曾撰文表扬：“毛焰的作品放在欧洲任何博物馆的大师作品前，都毫不逊色。”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焰开始转向。他的转向并不是危机的结果——如很多艺术家的惯例，正好相反，他刚刚抵达某个巅峰。无论从舆论或是作品所呈现的品质看，荣光正徐徐降临。大家翘首以待之际，毛焰却古怪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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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焰出生在一个“绘画世家”，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开始绘画的训练。他经常被父亲带着去看各种展览，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基本功训练。国画、写意、水彩、素描、对颜色和明暗的捕捉，每一项训练都得到父亲的细微指点。

1980年代末，毛焰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在学校里交流、交融，师生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隔阂，心都是敞开的。”

他的同学中走出了刘小东、方力钧、赵半狄等至今仍风头强健的艺术家。

1992年完成的《小山的肖像》是毛焰早期以文化精英为对象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这幅画在当年举办的“九十年代广州艺术双年展”上获得“学术奖”，令毛焰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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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年的《小山的肖像》，到如今的“托马斯系列”，毛焰的大部分作品画的都是他熟识的朋友。

1990年初期，毛焰的肖像画多以居住于南京的朋友，如苏童、韩东、李小山等为模特。画面形态与画中人物的文化背景交互，拓展了肖像的思想纵深。“作品中或忧郁、或惶惑、或脆弱的文人肖像的所指，既是具体的个人、也是整个人类的面孔。”使毛焰崭露头角的《小山的肖像》，便是以“头重脚轻”的俯视，流露出其当时“观念性肖像”共有的敏感不安。

1995年，毛焰结识了南京作家韩东。那时，韩东正经历着人生的低潮。在毛焰眼里，失魂落魄的韩东是“最美的”。他拉韩东拍了照片，然后开始创作。后来，毛焰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很抒情的名字——《我的诗人》。

1998年，毛焰参加旧金山的一个展览，因为技术操作和翻译交流的失误，这幅画被人以不到1万美金买走，此后再无音信。对此事，毛焰一直耿耿于怀。

几年后，纽约索斯比秋拍，《我的诗人》浮出水面，毛焰决定不惜一切把它拍回来。

“当时不少圈内的朋友瞄上了这幅画。经过一番沟通，他们最终退出竞拍。”毛焰说，

“我最终以14万美金的价格把《我的诗人》带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