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就不能急功近利？
记者：作为“玩世写实主义”的代表画家，你塑造的“光头泼皮”形象，刻画出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聊情绪和泼皮幽默的生存感觉，你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形象？
方力钧：其实是一个综合体。第一，我自己经历了在北京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后，发觉我看到的和我希望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心里面接受不了，对于真实世界有强烈的质疑。第二，跟我当时的年龄有很大关系，20多岁的时候，每天锻炼身体，身体非常好，老是有使不完的劲，可能是荷尔蒙分泌多吧，胆子小无处发泄，只能在绘画中表现。生理上的因素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实际的生存状况是我没有选择正儿八经的上班工作，年轻人不计后果，只是想不去坐班的好处。结果搬到圆明园去之后，一夜之间就把我给冻得什么似的。那时候，要什么没什么，要钱没钱，要机会没机会。好在自己比较乐天，很多大哥大姐愿意帮助我，也不焦虑，但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经常有完全揭不开锅的时候。不行了，我就跑回老家办个学习班教学生赚点钱，还有跑到大连部队画坦克挂图，后来稍微有点钱再回来北京租房子。也给出版社画一些插图，给自己赚生活费是必需的。
记者：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时期，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方力钧：没有什么收入。最要命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人的性格是起决定作用的。我回忆起来，比如说吃饭是一大问题，每天面临着到底是去哪混饭的问题，我也没有计划过，但要混到饭还要不过分，这是件挺难的事情。所以我就定了几个骑自行车就可以到的地方，比如清华、北大、中国画研究院、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蹭饭的对象有的是老师，还有同学和学生，分配合理，每次吃饭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感情促使，好像好长时间不见面了才要聚一聚，所以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但是我的另一些朋友就崩溃了，因为没有收入，就把自己的处境想得很惨，羞于去见人，精神上崩溃了。
我呢，就是一乐天派。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刷牙，连脸都不洗，出门的时候还要戴一个大红色的围脖，穿一大衣很隆重地出门。还这么穿着跑到北大女生的宿舍里面，去餐厅买小炒回来吃。回来我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像个叫花子似的，蓬头垢面的。但是这种情况我还是很开心，没有愁眉苦脸，照常每天6点来钟起来跑步，在颐和园里面放肆地扯着嗓子喊。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吗？
方力钧：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有人问你：你是个爱好自由的人吗？好像你爱好自由就一点不自律了；有人问你：你是个积极性很强的人吗？好像你就一点都不浪漫了。如果问你：你是个非常浪漫的人吗？好像你就很不严肃。其实人性和人的能力，早就超过了单向的指标。有一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个乐天派，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负责任的，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爱自由，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有权利来使用人性中最恶劣、最坏的方法和手段的，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非常狡猾的，是个老油条，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很单纯很简单的。不一而足。
我觉得有必要回归到一个比较有个体意识的角色。经常有人在提问时说：“现在的人非常急功近利。”我在想，为什么人就不能急功近利？谁告诉你这人就得成为烈士？为什么人就得成为很诚实的人？成为一个很诚实的人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我们很容易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它的后果你可能根本承担不起。你只能为了自己的生存走下去，而不能教条地说我得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谁有权利剥夺我们追求功利的欲望？又到底是谁让我们不爱功利？我们不要功利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干什么？当人们不要我们用两面派的方式来生存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已经非常清楚了。不是人们把我们当做肉鸡，而是我们主动放弃了我们作为一个真正个体的权利。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个体，我们只是一个附庸。
同时，事情又很复杂。比如说一匹狼。它当然很凶恶(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在狼群中，或者狼妈妈对于狼崽子来说呢？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生命是什么，生命面对的是什么，它们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应该是非常系统、非常真实的状况。我们现在都像个傻子似的，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还把它视作是必须要坚守的真理，还要堂而皇之地站起来向别人提问。傻不傻？
有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也经常会说：“你喜欢钱，所以你是个卑鄙的人，无耻的人。”我是很喜欢钱啊，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卑鄙无耻，难道我就没有权利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吗？我就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资格了吗？每个人的人性当中，必然要拥有这种卑鄙和无耻，然后才有崇高。没有卑鄙相对立，崇高根本没有办法存在。
饭店与艺术双赢
记者：你在北京开了好几家饭店。怎么会想到开饭店的？
方力钧：在北京开饭馆之前，我在云南的时间比较多，可能也是云南菜吃惯了吧，回到北京之后想要找点云南菜来吃。
另外，在我们开店的时候(差不多2000年)，艺术品还没有什么市场，官方不准展览，民间也不认可，媒体发表的机会也比较低。那么我想，既然没有办法让观众来看作品，那我们可以追着观众跑。结果我们饭店里挂的都是现在价值连城的作品，什么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和我的作品，都裸着挂在那儿，客人起来都可能碰到张晓刚的画儿，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也没给上保险，现在我想想都后怕。现在晓刚要是跟我说，我有幅作品让你挂在饭店里，我肯定不敢。
应该说，我们办饭店初期的时候效果非常好，让大家知道有那么一股势力存在。可能也是意想不到，本来来吃饭，突然看到这么多的画，也是一种传播效应。那时候已经出了一些非正式、非官方的画册和印刷品，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作品。平时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发展得都非常好，有很多要聚会的理由。我也没有统计，在我们饭店搞的开幕式和婚礼有几百次吧，如果梳理一下的话，它应该也是当代艺术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记者：现在饭店的经营状况怎么样？怎样兼顾艺术与饭店的发展？
方力钧：饭店经营状况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季节性比较明显，春夏是最好的季节，冬天就差一点。我还是比较注意经营的收益，但是现在很难讲是饭店效益第一还是饭店作为一个平台第一。
饭店这个行业已经很成熟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退出来，如果我参与具体的经营那就全乱了，大的方向性我可以参与一起商量一下，专业方面的我就不参与了。还得有专业人员来负责。就是开什么样的新店，新菜式应该怎么创新，开店初期应该采取一些怎么样的宣传措施，我会参与讨论一下。
艺术品市场：崩盘的只是货币
记者：尤伦斯退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也引起了市场很大的反响，作为圈内人，你是否了解他为什么要退出中国艺术品市场？
方力钧：我了解的真是不太多，我想他肯定有自己的难处吧。据我所知，尤伦斯很早就买了我的作品，应该是1993年，我们是老朋友了。但是他到中国以后，我们接触得并不是很多，所以我还不好下断语。我想，如果他不是有什么难处、不能兼顾的话，他也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当然，我也觉得这很正常，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有人失败，有人成功，有人选择退出，有人选择进入，说退出也好，说换代也好，我们是不是太过重视了或者说太过放大这件事？
记者：尤伦斯退出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之后，也有很多人说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要崩盘，不过我也看到一些拍卖，不仅没跌，还涨了，您对这个市场的前景怎么判断？
方力钧：中国，不论是作为政治的国家还是经济文化的国家，都有这么大的体量。不要说中国，就是世界上还有点分量的国家，艺术品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跌价或者崩盘，那是没有过的事情。暂时低一点，有点起伏，那是有的。但是整体趋势上，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崩盘的事。崩盘的只是货币。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可以举出大量货币的实例，但是我们举不出一个例子说艺术品市场崩盘的。所以我说那些批评家怎么就蠢到了这样的地步，连一点常识都没有。我们根本不用成为历史学家，只要读报、看杂志，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艺术品市场会是怎么样的趋势。
记者：有一位当代艺术家则说，艺术品当然是有泡沫的，梵高凭什么卖那么贵。你怎么看？
方力钧：货币还是黄金的时代，我们用黄金换物品就很踏实，知道到底值多少。现在呢？纸币，我也不知道现在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是怎样换算出来的，你恐怕也算不清楚。
我们看到的情况似乎是艺术品在升值，其实这是普遍地对掌握世界的权力以及货币本身不信任的表现。艺术就像是一种我们尚未掌握的化学物，它的结果永远无法控制和预知，所以它的稀缺性远远超过货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艺术品的价值不是被高估了，而是太被低估了，太便宜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原因。我们认为应该贵的传统艺术家的传统艺术作品，现在最便宜，表现主义绘画贵很多，但是又不如现代、当代最成功的艺术家。这里有一个艺术价值颠倒的问题。欧洲人还不能称霸世界的时候，中国的艺术品是最贵的，欧洲进入上升期之后，他们的艺术品价格就大大提升，而中国艺术品的价值随之下降了。当美国崛起之后，美国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又迅速上扬，超过欧洲艺术家的作品。
如果非要说虚高，也是必然的虚高。那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经济要增长？为什么收入要增长？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增长其实都是假的，收入增长了，可是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的食品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这样的增长，我看还不如回到70年代不增长的时候。除了半饥饿状态不好受，政治斗争的痛苦之外，其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艺术品的问题，也不是买艺术品的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