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在美术事业上属于重大工程项目。在旧社会没有经济条件，雕塑家只能做些小型雕塑参加展览，带有工程性质的极少。建国初期，动员全国雕塑力量集体完成了天安门纪念碑的建造。从1952年动工，到1958年5月1日建成。其中浮雕由刘开渠教授主持。东面两块为《焚烧鸦片》(曾竹韶作)、《金田起义》(王丙召作)。南面三块为《武昌起义》(傅天仇作)、《五四运动》(滑田友作)、《五卅运动》(王临乙作)。西面两块为《南昌起义》(萧传玖作)、《抗日游击战》(张松鹤作)。北面三块为《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和《欢迎解放区》(刘开渠作)。在画稿设计阶段，著名画家吴作人、王式廓、彦涵、董希文、古元、王琦、辛莽、艾中信、冯法祀、李宗津参加了设计。还有青年雕塑家和石工都付出相当劳动。在此不能详细记述。

为了培养青年雕塑家，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并于1956年聘请苏联专家克林杜霍夫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举办雕塑研究班，从全国抽调力量进京学习。

20世纪50年代也诞生了《刘胡兰》(王朝闻作)、《艰苦岁月》(潘鹤作)，都是当时最获好评的作品。好作品已经创作了不少。《母女学文化》(袁晓岑作)、《方腊像》(龙德辉作)、《广岛被炸十年祭》(萧传玖、苏晖、傅天仇作)。1959年鲁迅美术学院师生集体创作了农展馆前广场组雕，农展馆是国庆十周年献礼十大建筑之一。

1961年由刘开渠教授主持雕塑研究班，经两年学习又陪养了一批年轻的雕塑艺术人才，他们的毕业创作也都是一批好作品。

60年代初期雕塑界取得新成绩。1962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京雕塑展览会就有作品120件之多。1964年又举办了四川雕塑作品展，展出26位青年作者的81件作品。

1965年四川美院师生又为大邑县地主陈列馆创作大型雕塑《收租院》。

正当《收租院》还在展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对文化事业毁灭性的政治运动，是对画家和美术工作者人格和尊严的无情摧残，被人民称之为“十年浩劫”是名副其实的，是中国人民受到的一次深重灾难。如果不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对新社会的热爱，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威信还没有丧失，人民对灾难的忍受程度几乎达到了极限。美术家们经历了近二十年取得的成绩被一概否定，而代之以“高大全”艺术形象。“高大全”已经硬性拔高到了离开了生活的真实，而坠入了假大空的境地，全部制作都是一些政治概念。在林彪、江青的政治阴谋要求下，还不时以制造个人崇拜为重点，搞得都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符号。就这样的十年，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临近崩溃，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才得到了第二次解放。仅仅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前后就用了两三年时间，才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拨乱反正之后调整了方向，生产力重新受到重视，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逐步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当强大的西潮袭来后，人们又有些不知所措，看到自己落后和西方世界生产力的进步，与自己相距甚远，首先抓经济成当时共识。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不得不走向开放，但列强是想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这次是我们自己主动开放，结束封闭状态，是从被动变为主动。外来力量的强大，一下子冲击了中国本身的方方面面。但既然是我们主动，因此也就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凡是先进的、有益的，我们当然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因为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对西潮的袭来，我们已经有能力鉴别，但也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的事也会时有发生。然后深知列强侵略带来的民族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苦难，广大人民是爱国的，众望所归是思变的，靠全国人民的力量，我们只能往好处变，而不能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带来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人民会在比较当中选择弃取，然而建设自己的祖国是需要有方向的，我们一再明确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需要的是新文化，也就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出席并致祝辞，他的明确指示成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指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最近的30年，就是在实践邓小平祝辞精神，使我国文艺按照社会主义和艺术本身的规律在向前发展。

一、这30年是艺术家最大的精神解放，艺术家个人享受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的爱好，从事自己的艺术劳动，因此这30年提倡和发展了艺术个性，个性直接关系着艺术个人风格的形成，为艺术的多样性、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二、认识到艺术的功能有多种，有宣传教育作用，有娱乐教育作用，拒绝说教式做法，在理论上解决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大课题，对传统与现代也在不断探索当中。

三、恢复了艺术市场，通过市场竞争发展艺术事业，解决艺术再生产需要的经济来源，有了发展艺术的经济基础。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个别人那里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多一个字性质就变了，因此真正要做好为人民所需要的美术工作，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随着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国家也在采取措施，扭转单纯靠市场调节造成的负面作用，发展我们的主流艺术。

四、将艺术和人民实际生活做了进一步结合，设计艺术的大发展，已经表现出人民生活提高之后，艺术为生活直接服务的美化生活的任务十分紧迫。因之设计艺术大发展，转变了过去对美术的片面理解(好像美术等于绘画)，其实不然，美化生活的要求比看画的需要要普遍得多，美术大有用武之地。另外书法艺术、国画艺术大普及，油画艺术技巧显著提高。

五、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大门是彻底开放的，不仅外国文化可以传入中国，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也有条件走出去，人们可以实地看看什么是西方，对自己和不了解的东西，都可以接触些实际，不仅可以看书本而且可以迈开双脚做实际考察。了解得越多，越觉得过去的崇洋照搬是很幼稚的，越在外面回头一望，就看到东方是一块巨大的宝地。东方文化历史悠久，一向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发展民族艺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越发感到需要。因此，我们建设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现代艺术是完全正确的，越开放而越增加了我们民族的信心，民族的自豪感。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民族自卑感是近代以来接连失败后造成的。另一面确实也不该夜郎自大，而应该挺起胸膛，向我们既定的目标大踏步前进。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文艺也在发展当中，我们看到60年中前30年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新美术的基础，后30年已在不断拓展扩大。我们的成绩，回顾起来是喜人的，未来，在众多艺术人才的共同努力下，会把我们的特色显现得更好，更有影响力，一代一代地发展。60年当中已经有三代人分别显示出成就，一代应比一代强，但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人民美术的果实才会更加丰硕。

李树声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文章摘录自《成就与开拓》新中国美术60年学术研讨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