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人们以为这就是当代艺术，并且把这个“当代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真正标志。而当代艺术真正的标志并非当代艺术是什么，而是当代艺术要进行不间断的革命和探索，使人们藉艺术获得精神自由，这才是我们需要当代艺术的理由。大多数当代艺术的作品本身是一堆垃圾，而作品所包含的观念才是它的精神之光。如果精神之光跟垃圾的本质结合、变成一体的时候，它就比专制的制度还要龌龊！

专制制度里面有一个让社会有秩序的观念。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之谓也”，就是要让世间和人际能够形成一种秩序，在这个秩序中间，绝大多数人是安全的，社会发展是稳定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的。实际上，今天艺术所反对的就是这种传统对个人的压抑和对个人创造力的否定，因此才有了现代艺术这件事。它不仅是艺术家本人的反抗，而且是艺术家通过个人反抗带来的对全人类自由的召唤，使得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自由意识能成为一种习惯，普通人都能成为有创造性的人。这种人在工作中可以成为有创意的员工，在生活中可以创造性地使自己的人生超脱于无聊，或者具有潜在的、独一无二的达到个体幸福境界的可能。这才是我们需要艺术的真正理由。如果艺术品只是作为一件东西出售，那它就跟卖其他任何东西是一样的。这个根本的意义对艺术来说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针对的是体制和秩序，当艺术家开始反对学院艺术、经典艺术的时候，像库尔贝、印象派、后印象派这些人要推翻的实际上是一种既有的精神体制，即艺术家和观众合用一种关于艺术审美的评价标准，所有的创作都必须屈服于这个标准，就像今天学生考美院都要学素描、色彩，大家画的都是一个模特，每个人的作品看上去都差不多。这让我们感觉到社会体制对人的压抑，于是艺术家开始反抗，反抗先从破坏学院派的学院制度开始，这是艺术史上的情况。今天，这个事情已经根本改变了，今天的社会控制用的是知识和商业操作的方法。知识让我们感觉到它是科学合理的，于是我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就像自觉遵纪守法一样，服从知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习惯。过去是制度、体制在压迫人们，今天在民主制度之下，在现实的消费社会之中，人们自觉地形成了一种理性，却又一不小心被这种新成长起来的理性判断控制和支配。这时，对艺术的要求也相应地变化了，我们不再要求艺术对周围已经形成的看得见的体制进行反抗，而是要求它反抗我们无意识地服从、心甘情愿被其限制和奴役的整个知识体系。比如，我们检查身体，会看各项指标是不是正常，这些东西的实质就是一个知识体系，现代人在各个方面都已经习惯于服从它，已经被这套知识体系统治了。在中国，这个问题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提出，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决定了还有其他问题要先解决，而今天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并且超过了其他。以上是我们在知识、理性方面遭遇的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算计。人们越来越会算计，处处都会考虑这个事情对自己或者带给彼此的好处有多大，这是人类理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滥用算计，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恶意炒作。它破坏信誉，透支资源。我们平时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们会考虑为什么要考美术学院，考试的时候应该先复习哪一门课，应该先练习哪种画法，等等。表面上看，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个套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自己出卖给这种体制，已经被这种算计性奴役了。我们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不像人了，我们处处被算计牵引着走入一个套路。当知识体系和算计的理性使我们失去人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艺术。当代艺术就是要对这两样东西进行批判，使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本质上并不是被这两样东西控制和奴役的，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进行批判，才有可能回到自己应该是的完整的人的状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代艺术一如艺术本身的性质。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使人成其为人。今天的当代艺术是什么？就是在当代的科学理性和市场的控制之下，在生存使人异化和被割裂的情况下，使人摆脱奴役，回归更为真实和自由的状态。这就是当代艺术的作用：使人成为超越现代性限制的、较为完整的人。

我们对每个艺术家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根本要求：让他代我们去追问艺术是什么、艺术到底有什么用。能够满足这个要求，那他就称得上是好艺术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刚才讲的四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摆到那么高的位置。历史上的贡献当然也很重要，但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现实是，我们的人性在跟一个刚刚发展出来的环境和自然的综合体进行较量，无法在历史上找到可以援用的先例。当下的境况产生新的问题，迫使我们重新考虑艺术和人的关系。好的艺术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对当下的新问题作出的回答。所以，艺术家并非故意要出奇作怪、刻意求新，而是不得不如此。人们面临的问题永远是新的，当新问题需要被处理成艺术的时候，对它必然要作出回答。如果艺术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他在历史上作出了贡献。因此，在当代艺术四个问题中，我们把这个根本性贡献放在首位。

用这四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就能看到现代西方艺术的困境。到90年代后期，艺术家实际上没有艺术本质的突破，而只是媒介形式转化了，也就是观看和被观看的转变，骨子里面说的还是同样的一些事情，整个创作的脉络同前辈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动。这让人很沮丧，因为我们非常希望在当代艺术中看到惊喜。如果没有这样的惊喜，我们就要追问：艺术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再继续发展和突破的呢？

我们所要寻找的是这样的艺术作品：它不像博伊斯，也不像沃霍尔，而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可能、新的方向。一个作品、一种风格或者一种画面类型形成以后，大家以为这些就是当代艺术的全部，而这实际上是对当代艺术最大的伤害！因为当代艺术绝不是一个东西，这种东西只是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中留下来的痕迹。等到艺术成为一种风格的时候，它就已经过去了、失效了，我们的《年鉴》就会指出这个艺术已经作废，这已经不是我们要注意的当代艺术了，它已经成了当代艺术的记录和痕迹。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一件好的作品一方面要有所贡献和突破，另一方面，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它不能奴役他人、诱惑他人，或者覆盖他人的理解力，它既要有影响力，又不能欺压别人，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当代艺术当中最需要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一个作品好，但又不能给任何观众造成限制。博伊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停地给人加以限制，不停地给人以教导。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中国的理论界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句很好的话，但我觉得这句话在8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很反动的话了。他要求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艺术家，那么人在那里？如果有人不想成为艺术家，警句不就成了对这些人的规定和限制了吗？古埃及的法老用鞭子和军队驱赶摩西和他的犹太人去当奴隶建造金字塔，所以摩西要带着人们出走，摆脱奴役。过去的奴役的方法就是暴力、制度，金字塔就是它的象征。但是今天的西方的奴役却是一句话、一种观念，是一句很清晰的、带着大家朝某个既定的方向去觉悟的指示。如果一个艺术作品具有了这样的一种特质，它难道就不是对人的压迫和牵制吗？因此，对博伊斯或者沃霍尔这一代人的反抗就成了今天我们建造新艺术时的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它既是西方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