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同唐辉在交谈
唐辉：吴老，今天我们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进行交谈，您以前接受的采访比较多，许多问题也有一定的重复，但是有些问题还躲不过去的。有些读者一方面关心您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也比较关心您的日常生活的状态，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您简单地谈一谈从艺的经过。
吴冠中：我走上艺术道路完全是一种偶然，因为在我小时候的家庭是比较贫的，但也正是因为贫穷，所以我的功课一直比较好，因为家里没有地，今后要想有饭吃，就需把功课搞好，需要去到外面闯世界，所以功课好也是被逼出来的。后来就考上了无锡的师范学校，无锡师范学校高中部不需要学费，可是初中三年需要用钱的，所以我要熬过这三年。毕业后我得到了上高中的奖学金，那时候的奖学金一个月也就只有几十块钱，但是也是非常难得。到了师范学校之后，我的思想又变了，又不想上师范学校了，那时候他们管【师范生】叫【稀饭生】，出来之后交小学，感觉没出路。后来我转向考浙江工业职业学校，那会儿学工很吃香，学出来工作会比较好找，但也是非常难考，不过还是让我考上了。学工程了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是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原因是这样的：那时候读完一年级之后，所有的学生都有参加军训，在杭州地区的学校从那家军训的学生也都集中在一个兵营里面，这里面就包括杭州国立艺专的高中部，也就是预科，我认识了朱德群，他是杭州艺专附中的一年级学生，当时是混编，所以就把我们俩人编在一起了。因为谈的比较投机，军训之后他就带我参观了杭州国立艺专，到那儿一看我就惊呆了，因为在之前我从来没到过这么美的世界，一下子就爱上了美术。从那时我就决定不学工程了要学美术了，可见爱的力量有大多。
唐辉：是不是有一种找到了本体生命的感觉？
吴冠中：对，当时家里人都反对，可是我什么也不管了，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因为这样的举动在那时可以说是非常荒唐的。最后还是随了我的心愿，转到了杭州国立艺专，后来回想起来我搞了，美术这个专业是因为最早我喜欢文学，因为文学没有搞成，等于是失恋了，所以才有了搞美术这样的一种冲动，由对文学的爱变成了对美术的爱。学了两年之后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学校也搬到四川去了，家里面也失去了联络，所以当时的教育部对我们这些沦陷区的学生，每个月发给五块钱的货金，就靠货金我才完成了学业。
唐辉：当时杭州国立艺专的校长是林风眠吗？
吴冠中：对，当时杭州的校长是林风眠，后来和北平的国立艺专合并了，合并以后也有一些人事纠纷。当时常书鸿是北京来的，还有赵太侔搞戏剧的，江西来的，林风眠因为各种原因也走了，教育部又派来一个校长叫滕固，搞文学的，滕固后来不久就去逝了，后来又换了吕凤子，然后是陈之佛，陈之佛以后是潘天寿。后来我们就跟着学业流亡，我在四川毕业，毕业的时候校长是吕凤子，我是比较幸运的，到重庆大学当了助教，因为我是专科毕业，到大学当助教也是很好的职业，更幸运的是我所在的沙坪坝是文化区，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都在一起，重庆大学是理工科，没有文化学院，中央大学的文科学院有法文、外文、文史，当时我就利用在重庆大学的教学比较宽松的环境，平时就到中央大学去旁听文科，尤其旁听法文，当时我意识到不到法国去就没希望的，国内对艺术不重视，国民党政府腐败，唯一的希望就是到法国去，我的老师走的都是这条路，都是到法国勤工俭学，我就想将来宁可到法国去流浪。因为没有钱，只有把语言通了，因为语言通了怎么样生活就可以了，所以就拼命的学法文，在重庆当了十年的助教，就念了十年的法文。后来日本投降了，教育部要送一批公费留学生出去，法国也有两名绘画名额。全国考试，我考了第一名，公费留学法国，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也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当时就想去了之后就不再回来了，可是三年之后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西方的艺术我懂，我爱，但西方的现代艺术拿到中国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在法国有我寄人篱下的感觉，你做的再好也只不过是人家花园里的一朵小花，不会很了不起的。
中国的巨人只能在中国成长，这样才能和外国的巨人相抗衡，所以本来是不想回来了，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祖国。回来之后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艺术上有做的倾向，我的艺术包容中国传统的和西方现代的两个方面，但更多的还是西方现代的观念。这两个东西经常在我脑子里打架，但是我还是认为西方的艺术更为先进的，我的艺术不能跟着传统走而是要跟着现代走，传统要把它放在时间范围内来看待，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向前看，说句实在话，还是西方的。我的这个观点和当时的文艺思想史不符合的，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要讲党性的，而我的艺术观点讲的是形式、现代艺术感等等，所以一直被批判。包括被中央美院赶出去。我当时的生存环境可以说是一种【炼狱】的感觉，但在艺术上我的心里有数的，所以我当时就偷偷的画，不让被人看见。就在我感觉到极度失望的时候，我们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这也让我回想起我当初回国的前夕，我和我的同学熊秉明整整讨论了一夜，就是到底回不回来。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讲【一觉醒来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我们后来见面之后产生了许多感触，经过了许多年我们的观点终于见了分晓，大家走上了不同的艺术道路。那个时候我回来之后很少给他写信，因为写信在当时来讲也是很不方便的，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给他的信中讲【我们这辈子恐怕是见不着了，纸上的长谈也不大可能了，人生短艺术长，若千年后让我们的作品去相互倾诉吧】，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很悲观的，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后我们大家又能经常见面了。可以说从国外回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很爱国的，我们搞艺术的人对政治比较淡漠，对艺术倾注了全部，这就是我从艺的一个简单的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