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些过来人回忆，北京地下先锋文学艺术社团，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X诗社” [1] 。他们是以郭世英、张鹤慈和牟敦白等人构成的一个小团体，而这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就是郭沫若的六公子郭世英（1942--1968）。长期以来，对于“X诗社”当年的活动状况，外界公布很少，目前只能依据其成员牟敦白的一些零星回忆。据牟敦白回忆，郭世英是个很深沉的人，“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2]但是，虽然郭世英门第高贵、家世显赫，却对年少的牟敦白非常真诚，也非常热情，以至于牟敦白将他看成是自己“最早的启蒙者之一”。那么，郭世英又是怎样启蒙于牟敦白的呢？牟敦白这样回忆道：

1962-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〇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缓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3]

牟敦白文中提到的这些书籍，大都是当年出版的专供高级领导与高级知识分子内部参考的“灰皮书”与“ 黄皮书”。作为郭沫若的公子，郭世英对这些内参自然是拥有先睹为快的特权。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知识面和更多的信息量，因而也更容易在比较中看到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郭世英组织所谓“X诗社”，与当时的社会主流唱对台戏，正在于他的思想已经提前觉悟。这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收不回去。郭世英的意识出走之后，不仅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不满，甚至对自己的父亲也表示过怀疑。有一次，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不无讽刺地对牟敦白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4]

郭世英对自己的父亲郭沫若的怀疑与反叛，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根源上都是得益于西方文艺思想的启蒙。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里，以儒家伦理作为宗法制度的维系，固化为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框架，是不可能让郭世英萌生“审父”的意识，进而无情地审判起自己的父辈文化的。但是，在西方的文艺传统中，“弒父”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像俄犹浦斯王“弒父娶母”的古老传说，作为一出命运悲剧的经典，早就埋伏在了西方文艺史的创作源头。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也是出自于同一个根源。可以这么说，“弒父”作为一种历史的推动情结，不仅只是反映在西方的文艺作品里，而且作为一种悲剧意识的超越，也体现在了他们的时代观念与历史意识中。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促使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不得已走上了西学东渐之路。从张之洞有所保留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发展到陈独秀等人要彻底打倒传统，创办《青年》杂志，中国人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也是由浅入深，由远至近，最终导致了拿西方价值来“重估自己的一切价值标准”(套用尼采语)。陈独秀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就曾经作《敬告青年》一文，从西方的进化论角度这样告诫国人：

窃从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及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与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5]

三年之后，他又在更名后的《新青年》杂志作《偶像破坏论》一文，大声疾呼：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6]

这就是“打倒孔家店”的时代背景，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奏。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思想前奏的索引，中国人开始取用西方的“弒父情结”，并将其转换为一种对传统的革命激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正是在那个时代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五四”，也不曾加入陈独秀他们的《新青年》写作队伍，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文化偶像，还是因为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那一时期组织过先锋文艺团体“创造社”，在铲除旧的文化神话中同样立下过汗马功劳。事实上，早在1920年，郭沫若就发表了他的白话新诗《凤凰涅槃》，诗中所洋溢出来的新生意向，无不渗透着西方文化中的那种“弒父情结”，即对父辈文化的超越与扬弃。且让我们在这里抄录其中的一小段：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会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化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界的霸王！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