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刀。批评是手术刀，看准了病灶一刀下去，病患解除疼痛尽消。批评也是理发刀，能将多余而不雅的毛发修理得干净利落，却又丝毫不伤肌肤。批评这把刀要是落到别有用心或缺乏责任心的人手中，它将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弄不好得伤人伤己。刀的运用还必须遵循用刀的规则，否则它也可能被用于个人的谋名逐利。至于那些一味吹捧、肉麻抬轿的文字，那是称不上批评的，充其量可以将其归入广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论是作家、艺术家、文艺批评家，还是普通读者都对文艺批评的现状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许多人都在呼吁、倡导真正的“批评”，客观的、科学的、说理的批评，对文艺创作真正有帮助的批评。

综观上世纪80年代以来深受西方思潮熏染下的中国文艺批评，大致存在着三方面的致命缺陷和弱点：

其一，批评的游戏化。文艺批评行为单纯注重批评术语和规则的熟练操作，忽视创作者及作品，忽视读者。在熟练地了解、掌握了一整套的西方文论的概念、名词之后，似乎就可以运用这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度来评价和评论一切的文艺作品及创作活动。由此将严肃、严谨的文艺批评这一学术活动降格为语言游戏。在英美新批评热时，批评者纷纷运用“文本”分析；在精神分析学大行其道时，又竞相采用心理分析、潜意识分析来研究创作主体及批评对象；在后现代主义蔚然成风时，又争先运用“解构”、“意义消解”、“断裂”等来分析和阐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者由此成了马不停蹄追随“西风东渐”的被动接受者，只能在游戏的圈子里活动，按照游戏确定的规则“发言”。这样的批评势必疏远作者和作品，同时也远离了读者，降格为文艺批评小圈子里的游戏，唯有批评者自己乐此不疲，其他读者（包括创作者）都成了局外人，对其了无兴趣可言。

其二，批评的做秀化与事件化。改革开放以后，商品大潮对文艺批评提出巨大挑战。批评是对创作的阐释和引导，是一项独立的事业，但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对批评的独立性提出了严峻考验。批评的日益边缘化和冷清寂寞，少人问津也对批评者提出严峻考验。不少的批评者难耐这冷清与寂寞，或为名利观念功利目的所驱使，或为了抢占批评领域“话语霸权”，热衷于批评做秀，制造批评事件。他们喜欢亮出新旗帜制造轰动或喧哗，喜欢搞商业性包装、炒作和促销，企图重新占领“话语中心”地位。

批评的做秀或表演化与事件化与创作方面的表演化有关。90年代后，文艺特别是文学逐渐边缘化，为了引发社会公众关注等功利性目的，文艺创作故意弄出“声响”，“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边是前卫艺术、荒诞派话剧、行为艺术，一边是“另类”写作、“零度情感写作”、“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又是新写实主义，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又是新生代，晚生代，“70年代后”，“80后”……名词翻新，花样迭出，目的只有一个：哗众取宠，吸引公众眼球。与此相呼应，文艺批评也纷纷竞先从西方思潮下手，不断引进现代文论，直至八九十年代及当下西方流行文艺思想。“文本”分析，“心理”分析，解构、“消解”意义与告别崇高，声称“断裂”，……文艺批评领域的一个个“事件”无不与西方思潮密切相关，并从其汲取思想营养。

每一次新思潮的引进本身，都足以构成文艺批评界的一大事件。而围绕这些西方新潮，又可生发出大大小小的文艺热点事件。譬如“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进，不止大量的西方著作受到译介，一些西方大师受邀来华讲授，“后现代”思想更是无孔不入地渗透尚未“现代化”的中国知识者生存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思想、观念之中，告别崇高与理想，消解意义与价值，抹平深度，断裂历史联系，等，不仅成为批评者手中的准尺、口头的常用语，也成了不少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或奉行的生活准则。它在批评界内外引发的热点事件接连不断且方兴未艾。

其三，批评的浅表化。文艺批评的游戏化、做秀与事件化都映射出文艺批评的浅表化。这种西方思潮影响下的文评，对于西方文论的借鉴吸收，大多比较急躁，功利性强，缺乏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国情及文学现实的充分了解与掌握，未能很好地做到以西方之石攻中国之玉，未能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本土化，实现其与中国文学的良好结合。

因为译介、引进西方种种文艺思潮的仓促与浮躁，批评者缺乏对西方文论武器的熟悉与把握，加上运用这种批评武器方面的主观臆断、自以为是，批评没能很好地指导创作者及其创作，指向阅读接受者，这样的批评注定是相当浮浅和表面化的，是对西方文论的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甚至有些批评仅是对西方文论一些具体术语、名词、概念的堆砌与简单组合，纯粹是在玩一些“话语”游戏和批评游戏。这样的批评，既缺乏普通读者，也缺乏创作者的关注，既无法对已有的创作做很好的阐释与读解，也未能对将来的创作进行有效或有益的引导，这样的批评经常有沦为文化垃圾的危险。

对西方文论进行生搬硬套式移植的文艺批评，实质上是一种缺乏个性的批评，体现着批评主体独立性品格的匮乏。这种批评因缺乏学理性，必然产生不出经典性作品或能带来深远影响的作品。这种浅表化批评，也烛照出批评者理论修养的偏颇和局限，对西方文论的盲从必然导致批评者理论准备上的欠缺和不足，导致其批评行为的空泛与浮浅。

我希望自己手中握着的是一把犀利的解剖刀，尖锐却能疗疾。我深知笔如刀，可以治病亦可伤人的道理。因此，在迄今为止从事文学研究15年的光阴里，我都认真阅读每一部自己打算批评的作品，严格从文本内容、主题、样式出发，从作者生平、主体心态、创作风格出发，从受众阅读期待、理解、接受出发，取事实、史实、真实“三实”之研究方法，力求批评之理性、客观和公正。在《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我始终遵循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吝充分肯定诸多文艺家为建构中国形象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更不惮尖锐指出某些创作者为西方创作的心态以及部分作品中存在的受西方视角影响的创作倾向和内容。批评是出自于善意、着眼于与创作互动的；指出缺陷和不足，是为了推动文艺创作的进步和发展。 （中华读书报 2007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