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11 日-5 月10 日，位于莫干山路的亦安画廊展出了《罗杰·拜伦摄影展——静物》，罗杰·拜伦说，“它们（那些静物）内部有一个世界，我如实记录了那个世界。我真正去看东西都不看颜色，黑白世界充满隐喻。”

在亦安画廊，一个名为《静物》的展览展出了罗杰·拜伦（Roger Ballen）的摄影作品，它们是拜伦出版的三本画册—《化外之地》（Outland）、《暗室》（Shadow Chambe）和《寄宿公寓》（Boarding House）—中的一部分作品，全是Rolleiflex 6 x 6 相机拍出的黑白方形画面—摆放的线条，墙上的童稚的画迹，乱缠的线轴……另一些画面充满了动势：一个大胡子男人的手里握着小白鼠（身后的墙上挂着捕鼠夹子）；一只伸出帐篷的手捏着一只展开翅膀的白鸽的双脚；一条蛇陡然蹿出咬向一根手指；一柄斑驳的小尖刀刚刚切下一条蜥蜴的尾巴，它和它的尾巴仿佛同时发出细小的惊呼，标示着那尚未分离的前一刻—然而细听之下那惊呼分明是两声……那些时刻全都被变成了静止的，不是仅仅强硬地截止了它，而是好像用手掬水，却滴水不漏，盈盈一捧。那些正方形的画面每一个都盛着一捧原本是流淌着的时间。

策展人赖虹宇的一段文字非常到位：“在罗杰·拜伦的镜头下，一切都悄然无声地进行着。甚至连那些面孔：木然的、夸张的、错愕的、惊悚的、若无其事的、挣扎的、无望的，都不露声色地僵在那里，一一成了任由他摆弄的静物。看得见或是看不见的脸，成团的铁丝，洁白的老鼠，振翅的白鸽，巨大的熊，离了水的鱼，肮脏的肢体，斑驳的墙，光秃的地面，这些静止的被我们忽视的一切，居然霎时成了主角，统统变作带线的木偶，站在一个巨大无比的黑白舞台上，无可名状地上演着一出出混淆了主角与配角、混淆了现实与虚构、混淆了生与死的悲剧或是喜剧。罗杰·拜伦站在舞台高处，随心所欲地牵动每一根线，然后用他的镜头定格了一个四方形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狭小的空间无尽地放大了，变得孤立与荒芜……在这种静穆的张力下，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动荡……”

了解一下罗杰·拜伦的履历，会对认识这些作品更有帮助：1950 年出生在美国纽约，从小受在玛格南图片社工作的母亲的影响；18 岁时他第一次拿起照相机，记录了民权运动以及反越战示威；1972 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开始环游世界，1978年回到美国，1979 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少年时代》，一直到这个时期的照片都是纪实性的作品；1981 年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获得了矿业经济博士学位 ，从此定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地质师的工作把他带到了偏僻的村落，那里的某些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1986 年出版了摄影画册《村落：南非的小镇》，也是这时，他开始采用正方形构图，那些后来成为其象征性元素的铁线与脏乱的墙也开始出现；1986-1994 年间，他所关注的南非村落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混乱，《普拉特兰特：来自南非农村的影像》一书于1994 年出版，即刻引起了国际上极大关注，此时他已经由纪实性的观察者转变为一个参与者去构造他的画面；2001 年出版的《化外之地》获当年西班牙摄影节最佳图书奖；到2003 年，其作品重点已经转移到静物和更抽象的画面，将摄影与绘画、戏剧、雕塑融合。

为什么他的创作会从纪实转向现在的风格？这是个多余的问题，“因为我想这样”是个万能答案，而我又难以用合适的措辞来描述“现在的风格”。那些孩童的画就画在那些孩童卧室的墙上，人们在拜伦遭遇到它们之前画了那些墙上的线条，在地上散落了线轴，它们并非来自于虚构，不是道具或模特，同时许多画面又明白无误地显示：拜伦接触过它们，他布置了它们，像画家摆设了他面前的水果、铜盘和花卉……“我是否进行了再创造，那并不十分明确，这很有意思，”罗杰·拜伦说，“事关什么是纪实、什么是虚构，摄影师的工作都是如此，在这条路上发生演化，他们把概念混淆了。”你能确信那些看上去很纪实的摄影作品里没有作者触碰过的痕迹吗？世上大概没有不留痕迹的摄影师，而罗杰·拜伦说， “它们（那些静物）内部有一个世界，我如实记录了那个世界。

我不拍彩色照片，我真正去看东西都不看颜色，我的视觉和专长应用于黑白范围50 多年了，黑白世界充满隐喻。正方形的构图则适宜一切拍摄对象。”“‘不可重复’是摄影作品的本质。一张好照片，让你确信那个时刻的真实性。”他说这是他的工作不同于画家的地方，哪怕那个时刻看起来多么如梦似幻。“比如《寄宿公寓》里的那些照片，泥土气和粗砺就在你的眼前，你简直能闻到那画面的气味，虽然同时它又显得超现实。‘寄宿公寓’那个地方是否真实存在，取决于如何定义‘真实存在’。”

对于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打量他的作品的人，那些指出他爱以贫穷或智障者作为拍摄对象的人，罗杰·拜伦觉得他们根本不懂摄影。“他们太能臆断。举个例子说，我拍的那些南非人大多数月收入50 美元以上，在南非并不是穷人，比其余95% 的南非人生活要好，我并没有在将贫穷或别的什么当作卖点。他们（他称之为‘PC team’的那群人）所知道的摄影，就是把些西方的价值观加载到矫揉造作的真实上头。一张好的照片，至少我的照片，是我所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那个东西本身。我把我自己内在的真实投射到这个世界上，别人在我所拍摄的对象前坐上100 万年，也创造不出与我的照片相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