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在《小豆在台球厅闲着》现场。 （刘小东工作室/图）

刘小东：家乡是一个人牵制人的地方，不用说教但可以自我束缚的地方。如果没有家乡，人就失去这个束缚。没有后边的东西拽着你，人都勇往直前，就会变得险恶，毫无顾忌。

侯孝贤：你说大城市和小地方谁幸福谁不幸，太难评断。日本常年有地震，十年一次大的，小的年年有，所以他们面对灾变的态度跟我们台湾“9·21”不太一样。默默收拾，好像每天的日常生活一样，那种坚忍其实很特别的。

2010年夏天，辽宁省凌海市的金城镇开进两拨人马，一拨搭棚子支起巨大的画布画画，另一拨拿着高清摄像机和16毫米摄影机拍这拍那。领头的两位都是在外边鼎鼎大名的人物，画画的是刘小东，拍电影的是侯孝贤。但在这儿，刘小东只是造纸厂老刘家的小儿子，30年前去了北京上学工作，过年时候还常回来；侯孝贤也就是台湾来的一个老头，那边在画画拍电影的时候，他偶尔就买瓶酒，跟路边闲着的本地老头一块儿喝起来。

刘小东画了大大小小的油画，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小时候一起练武的伙伴；侯孝贤监制、台湾导演姚宏易执导的纪录片，拍摄了刘小东在金城写生作画三个月的生活。画作、电影和刘小东作画期间的日记，组成了展览《金城小子》，2010年11月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展出，2011年2月结束。纪录片《金城小子》则在2011年3月16日完成了最终的“完整版”。

身在黑道边缘，心在严于律己

“在台湾，我们找不到金城这地方的资料，甚至在地图上也搜寻不着金城这个地方。”导演姚宏易说。金城是一个因为造纸厂而存在的小镇。这里毗邻亚洲最大的芦苇沼泽东郭苇场，装载着苇子杆的小火车慢悠悠穿镇而过。头一回到东北、头一回到金城的侯孝贤却感到格外熟悉。

“跟台湾以前日据时代在中南部盖的很多糖厂非常像。也是厂的旁边盖宿舍，也是小火车，运的是甘蔗。这边运的是芦苇。我们小时候常常去偷甘蔗，从那车上成捆弄下来……”

金城造纸总厂是1939年日本侵华时期以日制设备兴建的，曾经叫锦州造纸株式会社，日本投降后改了几次名字，解放后又改过几个名字，现在叫“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两三年以前，刘小东就有了回家乡画画的念头，但画家回乡，“不敢”成了大问题。如果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写生，他可以支起画架，跟要画的人谈好工资就画，画完就走人。“回老家，好多人事关系，也害羞。怕自己觉得自己成事儿了，小瞧人家，一不小心露出傲慢的姿态……”

小时候是一起上学、一起练武的伙伴，三十多年过去，他们的社会角色已是相距遥远。

力五从小功夫练得最好，功架到位，手脚利索。后来上班当了消防员，现在在苇场看大门。在外景画画、拍片的空档，力五夫妇还会顺路到收获过的地里捡花生。

树军打架很有名，刘小东离开金城之后他开始跟肖老师学习少林北派，与金城另一个学通背拳的“腕儿”互不服气，相约比武没分出高下，再战时不约而同操起猎枪，双双入狱。他的体内至今还留着不少铁砂，他开了家小饭馆，51岁上得了大胖小子。

郭强开了几家KTV，刘小东说他是“身在黑道边缘，心在严于律己”。经营娱乐场所却从不碰手下的小姐，跟各种官员必须常走动但又谁都不能深交，因为关系的平衡搞不好，任何一个人都能关了他的买卖。“所以跟人打交道，都经过历练出来的，跟艺术家一样，孤独。”

教他们武术的肖老师离开学校后进了警队，至今仍是警察。

老好人成子是纸厂工人。朋友之间，但凡干活需要帮忙的地方都有他，但邀功时从来不见他的影子。随份子送礼，大家会衡量手头状况，有的礼能避就避，成子不避，升学旺季一个月就随掉自己二三个月的工资。

旭子从造纸厂下岗或者说被开除多年。他一脸横肉显得凶巴巴不好惹，其实心细聪明，热情乐交，这次受刘小东委派，协助纪录片摄制组的工作。“不管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皆得其法，游刃有余，招人喜欢。”导演姚宏易说。影片里刘小东在旭子家里画他，一边嘲笑他胳膊上半条青龙的文身——当年文一半文不下去了，太疼。

他们大都过着平凡甚至物质贫乏的生活。造纸厂在进口纸和大集团兼并的挤迫之下勉强经营，整个小镇的经济状况好不到哪儿去。如果刘小东当年没考大学，今天很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一个渐渐被遗忘的工人阶级。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工人阶级永远有力量，制造业理直气壮地占据着各个地区主要街道。不知从哪天起，城市看不到制造业，看不到工人阶级。楼房却铺天盖地，走在街上的人都像游客，好像一个军团，作战部队没了，都变成后勤人员了。”刘小东在日记里写道。

制造业衰老了。除了做点小生意，金城的人们没什么别的可干。所谓生意也无非你家蒸馒头，我家做咸菜，我卖给你你卖给我。“看上去好像还不错，每天挣不着多少，也热闹地生活着，买买彩票，喝很劣质的白酒。到四十多岁基本长得都跟范伟一样，大脑袋，黑黑的；走在路上就会脑血栓发作，老年痴呆的前兆也来了……”刘小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