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劭雄：或者说这些权力、体制也成了另一部分艺术家工作的反照。 权力、体制所作的“恶”提供了反抗它的人的创作素材，所以这也是有用的。我们可以把“合作”理解成一种“文体”，有个人的写作也有对话式的写作，这是一种常态。只是当艺术家的名字变成特别重要的时候，就显得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大家都会认一个名字，有人警告过我，你做合作，商业上会非常困难，人家不知道要买谁的，的确有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也证明了，从05年我同小泽刚的合作至今，《广东东京》我们一共做了四件作品，“西京人”项目一共做了有七八件，这么加起来就是十几件作品，历经六年和多个地区多个画廊，作品还是一件都没有被消费掉（卖掉）。哈哈！

李振华：我不想反对什么商业、权利的问题，你的卷入是因为你的社会属性和商业属性。你们刚说的小组式的合作，其实作为个体你不可能不合作，你要和各种人合作，打交道。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身份）变得越来越清楚，艺术家的身份可以变成一个品牌，合作可能是一个延伸品牌。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回到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徐震和没顶公司的关系。徐震和没顶解释了你刚才说的问题，为什么没顶是可以被消费掉？因为大家只知道没顶后面有徐震。所以我更关注的是，这种小组合作如何激发真正的创造性。我之所以一直在提抵抗，因为我是觉得能有一种东西跟这种情况不一样，作为一个小组这不一样会是什么呢？我听到小组合作，我都觉得特别好。首先，你进入小组合作它开始给你一种激发，要做什么？当然也许我这样也有一定的预设。我想了解对你们来说有没有这种必须？合作的必须和合作以后这样做的必须。

孙冬冬：我想问小组合作了是不是能做出来一个人不能做出来的东西？

刘鼎：我觉得是做出了我平时不会做的事情。我和陈劭雄之前也不是很熟，这是有一次爬山说出来的事情。

陈劭雄：应该是去年。

刘鼎：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必须性，一个人也是做作品，两个人也是做件作品，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必须性是比较有意思，我可以投射。我个人的投射别人都会很清楚的放到我的系统里来思考。但两个人的合作是彼此制造了一块空地，我往空地里投射一些事情，他往空地里投射一些事情。这种投射是平时在创作时，即使拿出我个人一样的作品在合作里面，也会被重设一个新的语境。我觉得这是有必须性的，也是帮助我们怎么来思考自己的创作。我个人是这样想的，不知道陈劭雄是怎么样？

陈劭雄：是的，我的合作经验的确带来一种与个人创作很不一样的兴奋和喜悦，它既是你的又不是你的，它有一种新鲜感，而自己的创作更多是个人惯性思维。在艺术市场上、在艺术史里面津津乐道的个人符号和形式标识在合作的作品里不再重要。合作的作品总是让人觉得既陌生又熟悉。

孙冬冬：在魔金石这件作品来说你觉得哪些东西是你的？哪些东西又不是你的？我们需要听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实例，而不是空地这种文学性的描述。

洪浩：这有需要那么细吗？

孙冬冬：这需要。

陈劭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满足你，我的确分不清楚那些东西来自于我，那些不是。

刘鼎：可以从技术层面来回答你。之前画了四张画，对我来说我最害怕就是动手去画画。但是合作的基础上，我必须花时间站在一个画布前。还有做一个录像，坐在电脑前编出一个录像来，哪怕我想做一个录像作品我都不想那么干。这是技术上的事情。还有一点，陈劭雄的幽默感我是没有的。我说出的事情都是希望是准确的、清楚的、明晰的、简单的，他是需要有幽默感的、节奏的、韵律的。这个是我无法达到的，这对我来说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的创作。比如魔金石的创作，我的想法是非常清楚和理性的，但跟陈劭雄一说，他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弹掉了，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变成了他的幽默感，他有很强的他的观念。是不是这样？

陈劭雄：这么说也行。（笑）

孙冬冬：幽默感我承认，因为对这几个作品中有很多成功或不成功的幽默感，都能感觉到陈老师在当中的存在。因为刘鼎的作品我以前看的比较多，他是我认识的逻辑表达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人，他作品当中总会有一些直接的，就是有的人会特别喜欢，有的人会不喜欢的东西。

李振华：你（孙冬冬）加强了这种确定，我觉得整件事情没这么确定。像两个人结婚生活一样，有很多地方你不可以那样去了解。身在其中，而确定你们的合作这个前提就够了。就像你们俩要结婚，这个事就结了呗，结完婚以后很多事情都是要在摸索之中，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陈劭雄：小泽刚非常好玩，我们也曾遇到同样的情况，有人问：“你们西京的想法里面哪些是你的？哪些是他的？”他给别人的回答总是很混淆，把我的说成他，把他的说成金鸿锡的，再把金鸿锡的说成是我的。很少见到这么糊涂的日本人，但这挺好的！实际上有时候我也分不清楚。假如你所说“逻辑的、明晰的”是你的特点，而我的是“幽默感和感性”，我不是不承认，但也不得不再补充说明，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种逻辑才产生了那样的幽默感，或者说有了那种幽默感语境你的逻辑显得更加强了。所以面对一个合作对象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由对方给你激发出来的，你也激发对方的一些想法。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刘鼎：互相是一面镜子，每一次的交谈我回去会想一想，今天我们要做这个项目，陈劭雄他为什么会那么想。前提还是尊重彼此的独立性和平等性，我们不要最后的面貌的一致和思考的一致，有的时候没法做一个作品，那就算了，我们可以等下一次恰当的机会再做，但是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必须要坚持的。

孙冬冬：如果合作真的对彼此会有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是否应该放到个人的实践当中或以后的实践当中显现出来呢？

苏伟：搭建的是所谓临时平台，实际上这种平台既是临时又是不临时的。实质上是有时续性的，它会延续到个人的创作中。但政纯办又不一样，因为他们几个人各自有自己的实践领域，实际上不是在这个集体中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反合作。他们的合作无论是和八十年代的、还是九十年代的小组比起来都有经验。我觉得这是另一种形式在做这个事情。

刘鼎：那是一个组织，不叫合作。

洪浩：是以组织的形式。我觉得哪一种合作，结果都会有某种类似的共同特征，比如合作出来的作品，都像被合作者们生出的孩子。他们俩（指陈劭雄刘鼎）结合出来的可能是他又不是他，政纯办就是五合一，就像《政先生》在五官上又像谁又不像谁。其实这里是应该有更新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合作本身可能会失去存在的必要。

吴小军：政纯办我看不出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种反合作的方式。我觉得陈劭雄刘鼎特像一个游击组织。

刘鼎：是，你们（政纯办）的合作比较像一个Party，但不是否定的意思。因为这个Party其实也只有你们有这个经验才能组织。

洪浩：但这不是一个现实性的组织。

吴小军：但就是政治组织视觉化。你们就差个旗帜，标语口号和Logo。（笑）

洪浩：其实这些都有了。

孙冬冬：五个人的合作和两个人的合作之间，我觉得在形式上可能会有区别。

刘鼎：我觉得诉求不一样，如果我们俩也对某个东西也有强烈的诉求的话，跟他们五个人是没区别的。但你刚提到的影响来说，这个对我个人的创作是会有的。我自己的创作有时候我会考虑是不是要松一点，有时候在考虑是不是不需要这么明确、清楚。我不知道你们五个人合作以后，对你（洪浩）的创作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