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科杰：陈劭雄跟刘鼎的合作和政纯办之间有什么差异？
刘鼎：我觉得有个很不一样的一点，政纯办更强调合一性和集体感，就像他们有个作品把他们“办公室”的成员每个人的脸部拼成的一个作品。他们的这种合一性是对于集体性的回望或是追溯。但对于我们的合作来说是没有对集体性没有回望，而且我个人来说，会比较警惕这个集体性。他们五个人是有这种记忆和情感的，都经历过那个时期、有自己的经验的，我是没有那个经验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会质疑集体记忆这样的经验。在我们的合作里始终会出现我们俩的名字，没有空间的计划就是我们设定的一个题目，一个诉求、一种时间方式的实践的想象，它有一些宗旨但是没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区别。
洪浩：你们在面对一件具体的工作时，两个人是如何分工的？
刘鼎：当初我们也没有设想要怎么分工。其实事情发展起来，像两个人相处是一样的道理。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但是之前两个人讨论是有很多的作用。到现在一共已经五个项目了，我们会比较多的讨论做什么？怎么做？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一点有点像策划一个展览，每个作品都像两个人策划一个展览，有一些讨论。讨论会被记录，然后去呈现完全是讨论后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工作，技术性的分工好像没有任何特殊性。
陈劭雄：技术性的分工，两个人还是比较好解决吧。比如要剪一个录像什么的就是我做了，写一段什么或拼一张什么的图就刘鼎弄了。像我们西京的合作也是这样，很自然的分工，哪些活儿是属于谁做的大家不需要说，很默契的配合。小泽刚总是画草图，金泓锡总是做字幕因为他英文好，我会做另外一些工作如拍摄、剪辑等。如何分工的问题在合作里不重要。
曲科杰：关于西京人，一个人在日本、一个人在韩国、一个人在中国，你们合作作品方案诞生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
陈劭雄：我们“西京”的合作与洪浩刚刚谈到他和颜磊的合作情况是完全相反，他们的合作基础是友情和对系统的共同认识，在吃饭、喝酒中碰出了火花。这样做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西京人”的合作是另外一种方式。我和小泽刚在做《广东东京》项目之前，我们几乎没有友情，十几年前我们在法国波尔多参加“运动中的城市”时彼此对对方的作品有些印象和好感，但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去探讨合作，而通过之后的合作我们结下了很好的情谊，与洪浩、颜磊恰恰相反。这与现在我和刘鼎所作的也截然不同，我和刘鼎对很多问题的探讨比较深入，我们处于同样的现实里，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兴趣点。西京人的合作是从艺术结构中的一些问题来考虑作品怎么做，和刘鼎的合作更多地从我们的政治环境、艺术体制、概念的定义等来思考问题的。
曲科杰：我想问陈劭雄一个问题，像你和刘鼎两个人包括洪浩和颜磊两个人的合作前提是两人关系比较密切，大家经常会在一起儿进行交流，会对一个话题产生共同的兴趣进而产生的合作创作。而你和西京人的合作，你们三个人首先不会经常见面，只是偶尔为了合作而坐在一起儿去讨论一个话题，在这种状态下，从创作作品的角度来讲会不会有一点不负责任的感觉？
刘鼎：我觉得这不可能没有负责任的感觉。大家能够在一起合作首先对很多事情有共同的原则，对这个行业的体会、创作都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性的平台的。所以，他产出的东西的质量一定是有保证的。
曲科杰：刚刚刘鼎谈到的质量应该是框架之内的，一件作品如何把它把握好、做好？从技术范畴层面呈现出的质量是有保证的，而从作品本身内部的角度出发，我是感觉合作会不会有它本身的一些弊端？
陈劭雄：这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有些合作是建立在相同的处境、共同的认识、平等的交流中使有意思的想法成型。“西京人”的方式挺像中国画的“意在笔后”，彼此对对方的社会环境不甚了解，但合作中可以慢慢找到一些概念，把交流的过程当成作品的一种方式。和刘鼎的合作虽然刚开始，但是方式已经很不一样，我们探讨的问题非常现实也非常具体，深入探讨的结果自然形成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构思，这就是中国画的“意在笔后”吧。
洪浩：这等于说是为合作而合作，你们先是互相欣赏的。
陈劭雄：是的，对作品的互相欣赏在艺术家之间还没有太多交流之前。
洪浩：然后有一种在一起合作的愿望，是吧？开始时并没有一个做作品的具体设想，而是重在合作本身。
陈劭雄：对，你说为合作而合作这个问题也可以想象成……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我就喊了一个口号：“我要出门去！”，但我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出门之后可能会走一些奇怪的路，去一些奇怪的地方，而已经与之前所喊的口号没有直接的关系了，这是意想不到的体验。
洪浩：先建立合作关系，再做作品。
陈劭雄：对，是这样的。
曲科杰：洪浩，政纯办的作品是怎么诞生的？
洪浩：许多方案都是在小组的集体活动中产生的。这种集体活动可能是讨论也可能是吃喝玩乐。我们的对待作品的思考不仅是从我们各自的实践经验里来，也是基于长期合作形成的“政纯办”式的认识。在做具体作品时，大家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很强的自觉性。比方说如果作品的媒介是装置和影，像宋冬、肖昱和刘建华会做得多一些；如果是图像我会做得多一点；文字方面冷林是主要的。但大多数的情况是大家一起来。
李振华：我有个疑问，就是合作有没有必要做作品？我觉着这个交互很有意思，是否有必要去实现一个作品。
刘鼎：在我们的合作中作品既重要也不重要,但是在呈现的时候作品也很重要，它是一个沟通的途径。就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展览，我们今天不会在一起，不会坐在一起来讨论合作的事情和实际合作的案例。就像你是一个写作者，有没有必要写作，这也可以是一个问题。因为你思考就可以了，你表达就可以了，但为什么要写作，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境况。我觉得不需要也需要做作品，更多的程度上我觉得需要一个作品，无论作品的好坏、有没有意思，它是达成合作的语境。因为有这个事，你得在一起干、在一起说、在一起想。
洪浩：作品可能算是一种例证吧。
李振华：我想说的下个问题就和这个有关系，因为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在今天的环境里很难完成对现实情况的逃离、抵抗。那么通过集体合作互相激发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坚持或者抵抗。让你拒绝融入到某种商业化的、权利的语境。但是作品（物）的出现其实又把你带到这种语境之中。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
刘鼎：这个问题肯定会想过，其实对于一个集体来说也是无法逃离。无法逃离是因为你的集体也永远是不够强大的。五个人的合作、两个人的合作、四个人的合作都不能称之为一个集体，这种集体太渺小了。但是我其实觉得还是要强调合作中间激发的过程，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有意思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面来想象和思考。但是你要说作品的呈现会导致落入这种语境，我觉得这也未必。你说的商业的圈套、权利的圈套，我觉得其实不重要。因为它是构成我们这个行业的必然的部分，这是我们要面对和工作的部分，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反抗，也没有必要去摆出一种态度去思考。这是构成我们这个体制和行业必然的部分，我相信在未来的艺术史里，这个行业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会被描述在艺术史里的。因为现在很多艺术家的工作是基于这个语境的方方面面做讨论的，你是无法逃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