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理解的程度的情况。

吴小军：你们的合作是一个阶段的还是长期的？这和小运动有关系吗？

刘鼎：这也说不清楚，反正这个项目已经做了五个。

吴小军：那小运动和这个合作是你个人实践的一部分？我感觉组织形态是一样的。

陈劭雄：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预设的问题，因为你关注了小运动，所以你看这个项目会联想到“小运动”。

刘鼎：他的意思是跟我的个人创作是不是有一致性，我觉得做出来肯定是有一致性。就像陈劭雄跟西京跟我的合作，跟他的创作和在他的个人生涯里是有一致性的，就像我所有的工作跟我的个人生涯也是有关系的。跟陈劭雄的合作也好，包括我策划展览、写作也好，包括自己做作品。

吴小军：我觉得刘鼎的很多东西更像一个阅读。长时期的阅读，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断的充实，不断的链接起来。

刘鼎：谢谢了。

李振华：我觉得这跟刘鼎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刘鼎之前的工作是非常对应和清楚的，和政纯办的工作是很像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合作跟这种对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去解释一个准确的问题，而是对这个系统有思考，但不会把它物化、作品化到一个准确的关系中。

刘鼎：当时我也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比较放松的，在合作的过程中我前所未有的放松。

吴小军：给我的感受是，你们当时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已经不期待任何视觉的感觉。当时我在网络上看到你们那一句话的时候，我对视觉的东西、物化的产品不感兴趣，我想看到思考或整个像阅读似的呈现。呈现得好是运气，但我不期待真正视觉化的东西出来。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更多的艺术家进行这样的工作，真正的开始了。

刘鼎：但视觉上我还是有偏执的，我还是想要愉悦一点的作品。

吴小军：我们无形之中都在期待自己，因为都是手艺人出身，做出一个很物化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思考的过程。如果思考很逻辑、很强大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么做。上次我在上海看的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的展览，我很有体会，太需要这种思考了。

洪浩：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呈现方式可能有问题。

吴小军：他不要这种方式，其实他最终他连解说的工作人员他都不想要，来一场不期而遇，碰到是运气。因为我们都是在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无能为力，自己都很弱小，制度一下就把我们框死了，我们就在里面就像一个生产者一样。

李振华：所以，它一直是一个争斗和抵抗的过程。无论你反对体制还是被体制纳入、吸收。

吴小军：他的那种抵抗不是像我们传统那种，今天不是一种抵抗，是尴尬，无所适从。

刘鼎：其实像这样的创作，我们应该去看创作的前期。因为体制是过于强大的，我们不能因为体制的强大而不去做对抗体制的尝试。当然他的作品做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时候是会被融入体制的。我觉得理解创作应该理解它的前期，它前期的对抗性已经铸就了它永远的对抗性的成立。他之后就算被体制消化了，我们应该清楚开始的时候它的对抗性和在这个行业里激起的波澜。特别是理解我们这近二十年来的创作，很多作品是要理解它们当时激起的波澜。不能因为当时激起的波澜和最后的消费的过程画成一个等号，它是两回事。

陈劭雄：这个很重要，作品永远是需要搁置在时间的维度里。

刘鼎：因为艺术家是很渺小的，他不能一直做激起波澜的作品，他只是一个阶段。在未来的某个阶段也许会那样做，需要给艺术家做一个人的机会，要等一等。

李振华：但我觉得在当代的（文化）工作里有一个很特殊的境况，就是你对艺术和艺术家工作的期待感，我觉得这很重要。就像刚才吴小军提到的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当然包括你们的合作，我觉得有一种期待感是特别有必要的，要不然这已经变成一个模式。当然不是为了期待而期待，而是一直保持艺术家作为核心、作为主体来扭转关注的情况，这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对抗。因为如果你做的一个作品特别符合这个体制，那么这个轴心不在你，你的轴心是体制，那么你也失去了抵制的作用。

刘鼎：自我的距离。

苏伟：他刚说的期待感特别重要。一个项目或者合作一开始，潜力其实就定了。很多合作一开始或没开始就完成了，观念一出来，大家知道你已经做完了。这种强度根本达不到，就像一个展览一样，还没办展览就知道展览就是这样子了，再没有期待和潜力可挖掘了。这个深入性其实还挺重要的，没有的话其实做不做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