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康
采编：李国华 by Li Guo-Hua
记者：你曾经谈到当代艺术的是一个“随着政治、时代、事件变革以及东西方交融而不断形成的新艺术”。那么你给当代艺术界定的具体范围和边界是什么？
张子康(以下简称“张”)：当代艺术的发展，从美术馆的角度观察，其成功一方面来源于自身艺术语言和观念的创新，另一方面也源于社会的推崇及潮流的推动、政治的国际化、经济的腾飞等大环境上的发展。因此，对于当代艺术的界定应当是随时代与认知改变的。
至于其界限，不论其对社会是否有辐射，在视觉尝试上是否新颖，在观念上是否超越，其衡量艺术的价值，还是要归结到美术馆在学术上对其的定义。这并非指美术馆的绝对权威性，而是因为其非营利的身份，在政治、宗教以及在市场价值方面，都保持着中立性。
记者：你既拥有体制内身份，又是民营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的馆长，而且自身也较早介入当代艺术，你如何看待政府对当代艺术态度的变化？
张：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是在各种力量互动与相互推进的过程中达成的，中国也是如此。当代艺术与政府的关系在我看来还是主要呈现为一个循序渐进并良好发展的态势。2009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成立了中国当代艺术院，由罗中立出任院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态度已经开始松动。并且事实上，当代艺术今天的发展状况已经达到了能够跟政府或体制形成互动或者联动的阶段，共同为社会提供有益的价值。政府可以接受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也跟政府的推动有了某种一致性，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并体。
记者：作为当代艺术推广中心的主任，你如何看待中国开始向国外推广的中国价值？当代艺术在当下国际文化语境中的必要性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张：传播所谓中国价值，还是从一个中国身份出发。因为无论是文化趋同还是文化分离上，现代社会仍然以国家、民族、阶级或集团的形式生活，仍然无法避免矛盾与冲突，这就强化了本身特质与集体记忆。
至于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的传播，必须自身首先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在艺术上转换的体系，当然这个体系的建立除了学术价值外，还需要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国家文化政策的帮助。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不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文化层面的交融或者建构自己文化的位置，那么中国当代艺术是没有未来的。
记者：从当下中国对外推广的文化活动看来，中国在国外推广价值观大约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的经典的中国文化体系；二是某种固化的中国当代艺术，如进入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的多是关于中国政治、现实、社会相关的作品。你如何看待这两个部分？
张：这些方式，不论是从个人还是从机构出发，都是希望将一种精神内核传达给世界，没有优劣之分。可能这些想传达的价值偏向不同，但都跳脱不出一个中国价值的背景，其推广的价值也存在于此。至于各自的发展，这还是需要时间的打量。因为经济发展迅猛，并不说明文化发展的稳固。但可以说，参与就是一种进步，尝试是需要过程的，过多的评判不如行动。
记者：最近政府多次发布了鼓励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建立一系列的政府机构如：中国当代艺术院、中国实验艺术研究中心、以及当代艺术产业区等。你如何看待这些政策，以及它的积极性和问题分别是什么？
张：相对于艺术的概念，国家对于艺术的政策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国家的支持，会使得当代艺术在社会中的生存环境好转，影响力也会扩大。但政府的支持，势必会带有自身的文化方向，这会影响到当代艺术创作的价值观。因为偏向于政府的艺术创作，会将艺术的创造力引上同一个共同价值上，这是当代艺术所应该警惕的。
记者：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产生之初就似乎与体制有着某种张力，它更多的是站在民间的立场，在你看来，政府的大量进入是否会破坏民间立场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注造成的张力？这对当代艺术来说是福是祸？
张：对于当代艺术来说，政府的介入很可能为创作制造了潜在的规范。所以我强调政府应当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的大力扶持，尤其是对和当代艺术相关的非营利机构的完善，包括美术馆和基金会，而不是直接干预艺术的创作，也只有这样才能规避掉所谓价值观与立场对艺术发展的不良影响。
记者：在一些观点中，认为政府对当代艺术的不认同恰恰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契机。而当政府转而支持当代艺术之后，当代艺术是否面临着合法性被抽空的危险？当代艺术此后的空间有多大？当代艺术家面临怎样的考验？
张：可能会有一时的自身概念迷失，但这也会是短时间内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艺术就面临了一个具有嬉皮特质的时期，这与80年代讨论精神与理想不同。而2000年之后，经济的影响也让艺术的转变，产生了让人忧虑的转向。但不可否认，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转身之迅速不能拿一个时代来衡量，一个事件、一场交易、一个政策都可能引发其变动。所以如今因为政府态度的松动，就开始忧虑当代艺术的走向，为时过早。因为往往碰撞的时刻，才会引发更灿烂的烟火。对当代艺术，政府从不接受到接受，从消极宣传到积极参与，这些态度的转变，无一例外地证实了当代艺术的价值。
记者：你曾多次出国考察国外的艺术体系，也曾多次谈到相关艺术体系建设的问题。从西方经验来看，你认为我们有哪些需要做的具体工作？中国当代艺术体系发展的瓶颈在哪里？
张：西方国家在艺术赞助机制上的完善要远远超过中国，并且他们非常重视提高大众的文化意识与艺术欣赏水平。中国的问题在于，虽然发展速度很快、经济物质也相当丰富，却没有相应的合理的政策。当然这需要时间与有计划地实行，而非是花大量的时间去寻找一条捷径。我们不停地讨论，不如真正去从事。所以具体工作之一就是包括针对自己的特质，来建立发展的机制。对西方有所借鉴，但还是要依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制定发展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