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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山问水——刘思东山水写生作品解读
作者:    来源:品博艺术网    日期:2012-06-16

唐宋以降,山水画一直处于中国画的中心地位,山水画的创作可谓“日新月异”。通过写生手段积累创作素材,一直是唯一的目的,山水画写生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丰富。写生一词,从词源的意义上说,是因为美术史上的五代“工画而无师,惟写生物”的腾昌祐,到宋“写生赵昌”的历史发展,而获得了在品评上的意义。历代名家皆重写生、通过写生而体悟自然,荆浩、董源、范宽、黄公望、石涛、黄宾虹、李可染等,皆从“外师造化”中吸取营养,“穷自然之奥秘,发山川之精微”,最终做到了“可望笔墨,而有真景。”不过,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来看,写生概念的内涵,虽然一直秉承着“师造化”的核心,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和探讨中。写生是纯粹的搜集素材?是手段还是目的?写生与创作是一体的、还是分离的?写生意味着写实?在解读刘思东的山水写生作品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概念。

回望中国山水画史,唐宋以来的山水画历经研习,经董其昌的归类,至“四王”时已成为高度概括的符号体系。这期间,中国的文人墨客充分发挥游离、回旋于儒道之间的本领,对中国山水画进行不断悉心梳理,进行格式化模式化的归结;同时,排斥并把由写生而出的写实性唐宋山水,斥为末端,使得山水画成为越来越缺少生命力的符号化的艺术。但是,中国山水画史上,对于写生的方式、目的的探讨与研究,从没中断过。荆浩《笔法记》云:“思者,删拔大要,凝想形物”,“思”是“搜妙创真”的过程,也就是在静默观察物象中,探寻自然和心灵的契合点。李成的“对景造意,不是无景造象,也不是对景造型,造意而后,自然写意”的观点,阐释了山水写生的关键在于情动于中,造意于先,写意自然后生。古代绘画史上最经典的写生与创作关系的论述,莫过于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强调写生是创作的源泉,但从石涛的“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言论中看出,画家是自然山水与山水作品的媒介,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写生,事实上写生与创作具有强烈的同步性。

二十世纪初的陈独秀、鲁迅、徐悲鸿等,基于一场社会文化革命的需要,针对中国绘画符号化模式化的弊端,认为中国画全面丧失表达自然对象形体与特质的功能,主张用西画的写实性造型方式予以改良,强调写实以为社会服务。在这一场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画家们重新全面的进入了写生领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优秀的山水画家们,满怀对祖国美好山河热爱的激情,掀起了一场中国山水画的新写生的革命,卓有大成者,亦不乏其人。特别是李可染写生,在致力写生实践的同时,提出了一种“采一炼十”的全新的写生与创作的理论观。写生与创作同步一体的“写生李家山”,影响深远。但是,尽管二十世纪中国画写生观念有所重要发展与突破,随着西方绘画写生与写实一体的造型训练的深入,却进一步混淆了中国画艺术中写生与写实、写生与创作的关系。不少国画家单纯的认为写生就是写实,把写生与创作全面剥离。甚至当代一位岭南著名山水画家也提出写生就是写生、创作就是创作,把写生依然单纯地作为搜集素材的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从实践到理论上,则会重新回归到唐宋。

在当代山水画坛,写生与创作、写实与写意的多维关系莫衷于是的背景下,解读刘思东的山水写生就有了一定的意义。从刘思东的山水写生作品可以看出,他饱含着深切的寻山问水的激情,投入了浓郁的情感,对山川美景进行着心灵上的深入描写,他是在用笔情墨趣把写生当创作,把手段与目的完美地柔和在一起。这与时下“主题先行”狭隘性的创作观念截然不同。在狭隘的“主题先行”的创作观念指导下,画家们首先是理性的调动哲学、文学等因素,选择题材、确定主题,进而调动笔墨要素进行创作,带有强烈的理性特征和非视觉性,这往往会造成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构思与创作的脱节和背离。从刘思东这批作品可以看出,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些矛盾,把貌似无意义的自然物象刻画升华为耀眼的审美元素,从而实现了思维和表现的高度统一。从审美观照的角度达到了“无题胜有题”的高度。在他的画笔下,笔墨不再是单纯的手段,是在作为目的而抒发情感、而显扬力度。是在以即时的情感表达着即时的笔墨,用笔用墨专注洒脱,愉悦的情感与笔墨之功能充分融合,外在物像和学理中被赋予了大量的主观信息,实现他精神深处寻山问水的目的。山不再是那座山,水也不再是那条水,只因名为写生,实为创作。只因名为对景写生,实为以意造景。

一般多以为,写生意味着写实;其实不尽如此。现代美术学院造型的历练,使刘思东具有坚实的笔墨驾驭能力和造型表现能力,这在他的作品的一笔一划中不能看出。但是,刘思东山水写生的目的不在于此,这背后隐藏着他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他首先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笔墨关联中,找到写生的感觉,简洁飘逸的线再加淡墨淡彩的晕染,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艺术感染力。他在努力地把写生对象与笔墨痕迹互相隐匿,使二者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中,笔墨是造型的手段,在呈现出自身的审美昭示的同时,又拒绝成为造型的附庸。最大程度地化解了手段的意义,充分发挥出了笔墨形式语言自然生成的自足性。从而形成了具有多重审美意义的笔墨、物象的复合体,有机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观照效果。这种写生的目的甚至包括画迹,表面看似简洁,实质上要求画家对山水景观的概括和提炼能力很高,要有真正寻山问水的心灵感受,方能“作画当以大自然为师,若胸有丘壑,运笔便自如畅达矣”(黄宾虹语)。

在当代艺术教育方针的影响下,对于写生与创作关系的梳理,常常受制于“作品的主题意义”,影响了我们对作品自身审美特质的判断与欣赏。那么“意义”到底是什么?通常的说法是指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搜集创作素材,而以反常态的热情提炼并赋予其以超常但自身所不具的“能指”的行为。即是指“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加工程序,为着一定的社会目的而服务,这种“意义”往往呈现出非理性和虚假的状态,让我们被一种表象所蒙蔽,被一种目的所欺骗,压抑着艺术作品自身不自觉地洋溢出的精神。事实上只有当情与景、物与我实现高度的统一,“意义”方能显现出其真正的“意义”。这如同生活中的性爱一样,性爱双方的精神不能合一或者片面的强调一种形式上的意义,就只能停留在一种假象的精神愉悦和纯粹的动物快感上。所以优秀的艺术作品,真正的价值体现在作品不自觉产生出的精神意义上。特别是在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中,与自然山川实现精神与情感的高度统一,就显得更为重要。刘思东的山水写生作品,摆脱了作品“意义”对于笔墨语言以及自我精神世界的约束与限制。寻山,为山魂所动;问水,被水魄所感;万物悠然神会于心。自然山水物象灵趣飞动的意志,冲虚简远的精神与画家自我的性灵、情趣、人格、才识形成同构,从而达到“意境两浑,物我一体”的艺术化境。这是一种真正的意义,也是一种对自我之真正精神的表现,呈现出被关注与被观照的特定自然景物的具体的生命气象,让人有欣赏和解读的新意。在此意义下反观刘思东的山水写生作品,就会为其平静中蕴含的理性张力所触动,也会被其作品的平淡状态中的亲切所感动。这正是艺术走向自信和成熟的标志。

关键字:刘思东,山水画,寻山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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