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在以沃霍尔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那里，彻底沦为赚钱的工具。如果说，现代艺术家所宣称的“艺术之死”只是表明古典艺术终结的话，那么“艺术之死”在后现代艺术家那里则意味着艺术本身的终结。当一位诗人这样问询沃霍尔：“你觉得抽象表现主义怎么样?”沃霍尔坦率地回答：“艺术已经死了。”(《我将是你的镜子：安迪·沃霍尔访谈精选》，第83页)确实，对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来说，艺术已经真的死了。

1987年2月22日，沃霍尔死了。当年4月，Flash Art(《艺术快讯》)杂志刊登了保罗·泰勒对沃霍尔的最后一次访谈。这次访谈是围绕沃霍尔恶搞耶稣的画作《最后的晚餐》进行的，其中有两段对话颇值得玩味。第一段是：

PT PT(保罗·泰勒)：他对我解释，过去要是把两个耶稣放在一张画里是一种亵渎。

AW(安迪·沃霍尔)：他是听我说的。

PT：你尝试亵渎?

AW：对。(《我将是你的镜子：安迪·沃霍尔访谈精选》，第437页)

我们看到，跨越一切边界，同时亵渎、恶搞一切，在商业社会里制造轰动效应，这是沃霍尔以反叛的姿态赢得市场青睐的策略，在这种策略的背后，流露出的则是以沃霍尔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们难以掩饰的虚无感。我们来看第二段对话：

PT：如果你是现在开始一切，你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做事吗?

AW：我不知道。我只是努力工作。所有的事情都是幻象。

PT：生活是幻象?

AW：对，是的。

PT：什么是真实?

AW：不知道。

PT：有人知道。

AW：是吗?(《我将是你的镜子：安迪·沃霍尔访谈精选》，第445页)

“生活是幻象”(也有译为“生活是场梦”)，这是沃霍尔人生底色的彻底流露。他是一位无反省的相对主义者，一位迷恋虚无的虚无主义者，这恰恰与他不断亵渎神圣的行为相互映衬，也正说明了他的制作为什么不做任何承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一直是实用主义的同谋，也是工具理性所滋生的仿象时代的孪生兄弟。

恶搞了一个世纪，沃霍尔死了，但他所制造的那种精神氛围并未就此散去。

历史感的消失让艺术成为无家可归的艺术

沃霍尔所制造的那种精神氛围正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精神处境，至今仍在持续影响着后现代艺术的文化取向。无论他的绘画(如《玛丽莲·梦露》、《二百一十个可口可乐瓶》等)，还是实验电影(如《吻》)，都给我们复制了一个平面的、感官的、商业味道浓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意义，没有深度，没有原作，有的只是复制与仿象。

对于沃霍尔的作品，哈罗德·罗森伯格曾经批评说：“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尼古斯·斯坦戈斯编，《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其实，沃霍尔是有意地以那种单调、无聊、拼贴、重复的方式，来传达商业社会带给人们的某种空虚、冷漠、错置、疏离的感觉，“因而它能引起无限的好奇心——是一种略微有点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闲聊和空谈来填满它”(罗伯特·休斯，《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307页) 。 因此，沃霍尔并不寻求意义与深度。对沃霍尔来说，他就喜欢平面的、琐屑无聊的东西。他说：

如果你想知道关于安迪·沃霍尔的一切，只要看表面：我的绘画、电影和我，我就在那里。没有什么隐藏在那后面。(《我将是你的镜子：安迪·沃霍尔访谈精选》，第150页)

我一向喜欢拿剩余的东西来创作，做剩余物的作品。那些被丢弃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是不好的东西，我一向认为很有潜力变得有趣。(《安迪·沃霍尔的哲学》，第90页)

在以沃霍尔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那里，艺术本身存在的根基被挖掉了。我们看到，沦为消费意识形态仆役的后现代艺术家，更多地把艺术视为一种可消费的符号，要么把艺术视为一种附加的文化资本来装点消费者的文化身份，要么更多地用来满足感官的刺激与快适。这，终于导致艺术由世俗向恶俗的癌变，并最终取消了艺术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在消费意识形态笼罩社会各个领域的时代，艺术本应带给人们的历史感消失了。人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剩下的只是在一个没有质量的点上游荡，在这里跳舞，也在这里死亡。詹姆逊(詹明信)就曾明确指出后现代文化的“历史感消失”这一症候。他说：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整个当代社会体系逐渐开始丧失保存它过去历史的能力，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和永恒的变化之中，而抹去了以往社会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保留的信息的种种传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历史感的消失，意味着人从此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同时意味着艺术成为无家可归的艺术。因此，后现代艺术欲走出当前的困境，当务之急便是挣脱价值平面化的牢笼，重新契接历史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