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局资本的文化想象与文化行为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有批评家写文章披露拍卖现形记中有假拍、拍假、串拍、挟拍、走拍、杀拍等等。做局资本实际上是在修正资本价值的体系。也就是说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拍卖行出现的作局资本，不再担当道义上的不变资本，并与卖家炒作团队一起成为活的劳动力，共同生产可变资本。前提是与卖家炒作团队的谎言达成一种默契。正如艺术批评家朱其所说的，拍买行的不良行为最终成为资本助推“谎言共同体”。艺术品拍卖会的“放大”慌言的机制，以及追求“纪录”有不诚信行为，为艺术市场的带来了如同股市一样的的跌盘效应。陈丹青说：“虽然拍买公司只是今天中国艺术市场格局中的一个部分，但是中国这些年进拍卖行的人十之有九没有“收藏”前科，入道前对美术界一无所知，而重要的拍买行的背景高度官方化。”其中，由艺术贿赂经济造就了一批高官，他们是艺术体制的极权主义者。
中国的艺术贿赂经济发达是西方没有的。中国的贿赂经济是以物（艺术品）易官。作为艺术品的“物”，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现当代的，它既是文化地位的象征，又是经济价值的体现者。因为艺术作为软货币在贿赂经济中不受法律的制约，而且又有升值的利润的空间。当国家委托拍卖双轨官员的资产，其中就有字画。可见，作为贿赂经济的艺术价值的贬值，政治价值的攀升，同时也促成了艺术官本位文化的流行。买官卖官中艺术也是成为资本的一个途径。当艺术家完成了资本的积累，资本成为艺术再生产的利器是通向政治高端的仕途。而政治高端的仕途的终极，是经济利益的更丰厚的回报。
据说，在西方古典艺术时期，为了开拓尚未发达的艺术市场，就有艺术家雇佣学徒作画，艺术家唯一的艺术真迹是签名。当世界进入了工业文明时期，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同步是艺术家疯狂制造伪画作坊的开设。晚年达利的帕金森症成全了他人性中的贪婪。面对蜂涌而至的定单，“达利梦工厂”的伪画作坊的开设，为达利签名自制的“赝品”，竟占达利一生作品的四分之三。达利在成为艺术大师的同时，也成为了艺术资本家代言人。在中国，85'以后走出国门的艺术家的商业艺术的巨大成功，是他们开设批量生产的艺术作仿，成为“糊墙纸”的艺术发迹史。在国内，“糊墙纸”的艺术发迹史让艺术家们也尝到了艺术资本的权力带来的资本快乐。艺术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在执行资本职能时，通过艺术产业化放大了人性的贪婪与无耻。体现在生产资料与廉价劳动力的占有的资本职能有几种形态：一，艺术家的作品由家庭成员（夫人或孩子）代笔，收入归代笔人所有；二，艺术家的作品由学生代做，作为劳动力的学生拿到了等于单位时间内价值的抱酬，艺术家尽得其剩余价值；三，艺术家的作品由艺术作坊的工人（受过专业训练的美院学生）批量制作完成。此时，明明是假借它人之手伪造艺术的欺名盗世，却堂而皇之的宣称雇人作画为了观念。
美国极少主义艺术家贾德，向画商出售自己写在纸上的创作意图，并称之为出卖原创（观念）。问题是出卖原创的纸质文本，还只是一个体劳动的价值体现。中国艺术家拙劣的模仿极少主义艺术方式，随意画一张草图，甚至还没向商家出手，就已经交给了雇工，进行规模化的批量生产了。最终艺术成了集体劳动的价值体现。然而，最后的签名是艺术家攫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的一纸冷酷无情，并大言不惭的说：“我这样做就是为了挑战一般思维。”这一般的思维是一种流氓政治对艺术的强暴，也是一种痞子经济对文化的亵渎。作为资本职能的承担者的艺术家，流氓政治与痞子经济都能在资本的积累时完成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同时，与资本职能的承担者共谋的还有狡黠的经济人，洗钱的贪官和虚荣心膨胀的爆发户。由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生资本的艺术伪市场的贪婪链。这些资本职能承担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寡头经济的产物。或着说他们就是艺术的寡头。
由于艺术的资本与伪资本市场角逐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戏仿艺术史中殖民艺术本土化的情结的物质消费主义，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寡头经济时代。并生产出艺术寡头。艺术寡头不同与作为个体的经济寡头与金融寡头，早期它是由艺术家、经济人、画廊（拍卖行）共同制造出来的集合概念。艺术寡头的概念还停留在拍卖行里。其间，艺术寡头在制造艺术的天价的同时分享这个天价，是扭曲的艺术市场机制的一种产物。进入艺术资本形成的全盛期，艺术寡头就成了体制内外的艺术权利机制的操控者。权力的扩张使艺术寡头的政治面貌变得极其复杂，至此，艺术寡头成为了资本与帝国意识的混合体。如果说帝国的意识是艺术生产无中心的一种政治新秩序，那么艺术寡头则是政治新秩序的统治者。由政治新秩序建立起来的寡头艺术经济是艺术帝国的基本特征。
寡头艺术经济特征之一是输出资本市场。国外的艺术机构以美术馆的形式进驻中国，建立收藏资本机制。首先纳入视野的是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的艺术，收藏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国外藏家试图从政治上、心理上操控生产艺术的艺术市场。另外还有国外的画廊的进驻中国，画廊虽属艺术的一级销售市场，但是签约或代理艺术家学术价值导向是西方的；
寡头艺术经济特征之二是培育资本市场。帝国的野心之一是为了使非资本环境资本化，建立投资资本机制。艺术作为帝国意识整合的有机体，它是零国界的政治新秩序权力版图的绘制者。投资资本也可能是境外的基金会，也可能是境内的财团。特别是境内的资金来源十分复杂。有煤碳老板、有地产老板、有上市公司老板……最终使艺术成为股市换位思维的新经济拉动的杠杆；
寡头艺术经济特征之三是征服资本市场。艺术在交易后完成资本的转化过程，建立投机资本机制。投机资本表现为政治的投机与经济的投机的强强连手，制造出了资本市场具有泛政治的等级制。一种是由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经济人等多重身份建立的高端画廊；一种由不同身份的人组成低端的融资炒画团。投射出了高级与低级纠缠在一起的中国艺术资本市场的脆弱性。
艺术最终要与市场接轨的残酷性在于要经过不可逾越的三个阶段，即收藏资本、投资资本和投机资本，并由这三种形式建构的寡头艺术经济的世界新秩序。中国寡头艺术经济的如期而至，是以它的野心勃勃与问题百出迎来了它的艺术辉煌的第三艺术帝国的时代。
如果说二次世界以前作为第一艺术帝国的欧洲艺术还未遭遇成熟的市场机制，艺术还保留了作为艺术的文化面貌。那么，二战以后作为第二艺术帝国的美国是以强大的学术背景支持下进入了艺术的市场。同时艺术的市场的成熟表现为，从市场运作严格的逻辑起点到市场结构诡异的唯利是图。比如实行代理制的一流画廊参与了不代理只销售的二流市场的买卖；艺术的趣味的流行化、庸俗化使得美国艺术发生了根本性的的转变；明星化的商业包装是以坏孩子、坏画的反判传统价值观张扬美国自由精神的偶像出现……。中国艺术在85'以后开始的戏仿的艺术史，不仅全盘接受了从古至今的西方艺术形态与艺术理念，而且接受了西方艺术的价值标准。西方艺术价值观带来的艺术视觉经验和艺术生存经验滋养并壮大了中国的艺术市场。中国人更深刻的体会到在艺术政治学中，生态权力带来的文化表达的弹性空间。同时体会到在艺术经济学中，权力资本带来的市场效应。中国人学会了在资本输出时如何与资本周旋中加入本土文化意识，并且在参与世界性的展览中输出自己的文化理念，达到资本双向输出的目的。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戏仿的历史建立起来的第三艺术帝国的时代，在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本双向输出之后，从容的接受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当艺术纳入了资本体系，成为资本生产的持有者和消费者；当艺术纳入了政治体系，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建设者和统治者，资本的腐败与帝国的崛起同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非资本化的区域资本化是帝国生态政治野心实现的目标之一。艺术一旦纳入经济的产业链，艺术资本化是无法避免。而帝国生态政治的空间与时间统治的超越性，是资本扩张后零疆界的诡异与冷酷。这其中包括资本作为腐败的文化遗产的输出和输入同时在线。资本的腐败先从不变资本的生产方式开始，比如艺术零交易的美术馆和艺术交易的拍卖行、画廊共同形成的艺术产业链的诡计多端。比如作为可变资本的生产力的艺术家物欲消费主义的投机取巧，是欲望生产的歧途。按照西方批评家的观点，欲望生产是生态政治的帝国世界的原动力。欲望生产意味着由跨地区的社会、政治等多种文化元素的整合下建立的虚拟生态空间。而资本的腐败终结了欲望生产的原动力。此时，虚拟的生态空间成为了资本胁迫下的权力生产者的天堂。但是，在中国，资本的腐败作为了文化的发酵剂，由政治、经济作为文化的腐殖质的滋养，成全了权力生产者的文化扩张的欲望。同时在经济领域里，权力的生产者作为了资本生产的持有者和消费者，并由他们建立了艺术殖民史。由于中国艺术资本的发生与运作中文化的发酵能力极强，中国艺术殖民史的开始，也是反艺术殖民史的开始。外来资本在吸纳了中国艺术的同时，中国艺术观念也开始了它的文化资本的输出。中国文化中具有的同化能力的是戏仿西方艺术中表演与游戏状态下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建树，它同时是艺术资本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口众多，生产艺术的基数大，虽然中国文化一直生存在自己的文化悖论里。如前面提到的中国精神装置里的东方醒狮与东方侏儒同在的生存状态。但是，由平面媒介、网络虚拟媒介等形成的立体信息高速公路建立起来的公共政治空间的开放性，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建设者和统治者将指日可待。
艺术帝国政治生态权力的生产，并不因为古典资本的臭名昭著而放弃资本市场，也不因为现代资本的诡计多端而放弃帝国的野心。但是资本腐败的文化发酵能力一旦失控，不仅是资本本身的消失，也是帝国的消失。因此，资本能够赢得一个帝国，也能输掉一个帝国。处在资本链的货币的角色十分重要。如果这个货币是被称为软货币的艺术，已经让中国开始了它的帝国的野心，那么，艺术市场的运作的唯利是图，既是艺术帝国的开始也是艺术帝国的终结。
本文在《书画名家》2009年第7、 8、9期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