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当代艺术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程度：艺术行为已经变成了政治行为，也就是说，艺术中的政治性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主导方向。其实，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代艺术的政治性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艺术性的取代。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当代艺术中所谓政治的当代性已经取代了审美的当代性。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还能有什么作为？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它还没有构成一个真实的问题。中国当下的真实问题是，政治的当代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艺术的当代性更有待提高。
当代艺术过分强调政治的当代性，忽视艺术的当代性，其中既有必然性，也存在隐患。当我们在艺术的创作上实在无法有所贡献和推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换一个媒体形式去处理相同的问题;艺术当代性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转而去解决政治当代性的问题。这个政治当代性考验着艺术家的道德：如果一个艺术家是在玩政治的把戏，那么他就是骨子里面在谄媚，表面上却装出一个反抗的样子，摆出战士的姿态，标榜自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对体制充满批判的人，但他是一边批判着，一边用眼角瞥着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在做某一块的时候他瞥到买主眼睛一亮，那么他接下来就在这块多做一点。这是变相谄媚。对美的崇尚也可能是一种谄媚。美是什么？美的标准永远是观者和历史的交易或协调，就像所谓的世界名著、世界名作其实就是历史的超女，多少年来大家海选，选出来的就是世界名作。而真正影响世界的往往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有可能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出现，它也许只是一份传单、一个符号，也许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普通人在临死前做出的行为，但在精神上反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形相。所谓的世界名作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喜欢，看的人多，商家就炒作，久而久之，就有了世界名作。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地看待历史上的问题，警惕种种谄媚。这样的东西现在却容易被我们当成当代艺术，这就是我们现在遭遇的问题。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现在很多所谓有政治因素的艺术实际上是伪政治艺术。它们根本没有针对问题，而是在做戏、炫耀，意在引起观众的注意和惊诧。这种伪政治艺术并没有真实的政治诉求，也没有形成关于政治的任何想法。
这个问题在绘画、雕塑等所谓传统的造型艺术中间尤为明显。基于对以上现象的认识和警惕，我们特别重视当代艺术中的影像。目前，作为艺术的影像(实验电影和纪录片)所占市场份额较小，那么为什么还要制作？影像艺术中蕴含了不少意味，值得我们细细推敲。影像在今天的当代艺术中具有一种指向真实的力量，其中包含了一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而且是世界当代艺术共同面临的问题——即过度的政治的当代性可能会压抑艺术的当代性，或审美的当代性。
在今天的中国艺术市场上，绘画、雕塑变得好卖之后，就容易发生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太快，市场操纵者的炒作能力太强，导致很多高价艺术品的价格并非其真实价值的体现，而是炒作的结果。今天的中国对于炒作，非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令人担忧的是，对艺术品的判断竟然只看卖得好不好。欣快之余，没有人追问为何如此。繁荣背后隐藏着虚假，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说谎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虚假后面永远跟着恶果，无一例外。宝贵的信用以及其他社会财富正在被毫无节制地挥霍，甚至被一次耗尽。《年鉴》的责任就是穿透虚假，将当代艺术的问题辨别分明。
2009年，我们关注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能够让艺术更纯粹？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中国的艺术，而是要“做艺术”。一个艺术家如果想要青史留名，想要产生社会影响力，想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大志，只有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贡献才行。所谓贡献，就是在现有的全部艺术成就之上继续推进艺术的发展。我们做当代艺术实际上也是在追求同样的东西，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作出贡献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不是每一位艺术家都能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贡献，那么这些艺术家的作为又是什么？我们认为，他们的作为就是把今天艺术已有的各种可能性发挥到极致，创作精彩的作品，呈现精彩的展览。由此引发了我们对当代艺术的进一步追问：从学术工作出发，我们要看到最近或者这一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和世界当代艺术相比有哪些作为是值得记录的？《年鉴》要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并作出评价。
第三个问题是，艺术家的创作能否够针对现实问题，能否在关注现实社会的层面上起到真正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她)的艺术在这个层面上是否有效？艺术家使用的方法也许很古老，甚至很一般，但如果体现了很好的针对性，这样的艺术和艺术家我们也会给予关注。
第四个问题是，已经成名的艺术家有什么新作为？这是现在的当代艺术界及艺术市场最关注的问题。艺术只要进入市场，一般来说，与之相关的一定是这个问题，而不再是前面三个了。最近有个艺术家非常得意地宣称他的画已经创造了当代艺术的神话，一副嚣张的习气，让我们突然警醒：原先中国当代艺术最主要的敌人一直是体制，这个力量在禁锢它、扼杀它、给它设置重重障碍，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