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百多年前，身陷囹圄的马可·波罗在向狱友鲁斯蒂谦讲述自己的东方见闻的时候，他用热情洋溢的口吻和连篇累牍的篇幅，极为详尽地描述了“世界上其它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天城”杭州。他震惊于中国“蛮子省京师”的雄伟、富饶以及秀丽无比的景色，尤其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城西那个清澈澄明、风光旖旎、游人如织的大湖。的确，到马可·波罗讲述东方见闻的时候，杭州西湖已经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城市湖泊。只不过，让“西湖”声名遐迩的却不单是马可·波罗曾有幸目睹的秀丽景色，更有赖于那些他也许未曾听闻的动人诗篇和神奇传说。

在马可·波罗之前，杭州西湖已经倾倒过无数文人骚客，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两位文豪“市长”。长庆二年（公元882年）十月，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赴任杭州刺史。在作为清廉有为的市长之余，他以200多首热情讴歌西湖风光的诗篇让西湖声名远扬。他在离任之后还对西湖念念不忘，写出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这样感情深挚的诗句。宋代文豪苏轼则两度任职杭州。任职期间，他不仅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更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到宋末，著名诗人们吟咏杭州西湖的诗篇，无论以数量还是以脍炙人口的程度而论，都已经罕有匹敌的了。

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白娘子传说则为西湖抹上了凄美、神秘的色彩。普通老百姓也许并不了解“白蛇传奇”复杂的演变过程，但明、清以来，白娘子与许仙传奇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却是家喻户晓。人们耳熟能详的不仅有白娘子的贤惠、无辜，许仙的善良、懦弱，法海和尚的不近人情，还有白娘子与许仙初次相会的“断桥”和镇压白娘子的“雷峰塔”。此外，西湖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济公和尚，关于灵隐寺、飞来峰、虎跑泉的种种传说。或凄美、或诙谐的神话传说，不仅为“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自然风光平添了许多悱恻与灵异，也以寻常百姓的色彩渲染出西湖景物的别样魅力。

西湖频繁进入大画家们的画卷则要到杭州成为南宋都城以后。中国的山水画萌芽于东晋，但真正成熟则是在五代末至宋初这一段时间。虽然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了分以荆、关和董、巨为代表的北南两种风格，但由于北宋的政治中心在中原地区，宋初的山水画其实是以北方山水为主要描绘对象。另一方面，宋代山水画注重的是意境的营造，而不是对自然景物的如实再现，令北宋画家们着迷的是“雄伟山水”和“全景山水”。进入南宋以后，随着杭州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西湖自然成为皇家画院画家重要的描绘对象。李嵩的《西湖图卷》、马麟的《荷香清夏图卷》等就是以“全景山水”的方式描绘西湖。另外，由于大画家麇聚杭州，在对南方自然风光独有的神韵的悉心揣摩中，“烟岚山水”与“边角山水”逐渐成主流。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卷》、夏圭的《西湖柳艇图》、陈清波的《湖山春晓图》等都是以“边角”、“小景”图式描绘西湖的佳作。

元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大变革时期。这个重大变革的最重要推动者是与马可·波罗同年出生的赵孟頫。赵孟頫以宋朝王室的身份出仕灭宋的蒙古王朝，个人的人生抱负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之间的内在冲突造就了他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于是，他手中的“丹青笔”不是描绘山河的雄伟壮丽，不是捕捉世俗的生活情趣，也不是抒发幽人逸士的遗世情怀，而是用以寄托自己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远愁”——不仅是对个人际遇和王朝兴替的感慨，更是个人内心世界与封建正统观念之间的强大张力——正是这种不同于皇家趣味、不同于儒家的正统伦理观念、也不同于世俗生活情趣的“远愁”，为中国的文人绘画赢得了一片相对自由的精神领地。

在赵孟頫之后，自然风景不仅是文人画家的观赏对象，更是他们物我交融的心灵寄托。虽然在赵孟頫为数不多的传世绘画中并没有描绘西湖的作品，但明代中期画坛领袖沈周的《湖山佳趣图卷》、明末画坛领袖董其昌的《林和靖诗意图》、清初画坛正统派领袖之一的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图卷》等，都是这些大画家的重要作品。显然，对于这些大画家而言，西湖景物不仅令人赏心悦目，也足以成为逃离俗世名缰利锁的心灵栖息之所。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全面解体的时期。与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观念领域的巨大变革相伴的是个人精神世界的艰难转型。从191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从儒家的“君子人格”转到“革命人格”，再到“革命人格”的最终坍塌的衍化历程。不过，相对于社会公共观念的变化，个人心灵世界的变化显然更复杂、更隐晦。从表征了不同时期的心灵状态的绘画艺术的演化历程来看，尽管经历了国粹与西学之争，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经历了绘画艺术的革命改造，最后又经历了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和现代艺术之争的复杂变化，但在从民国初直到八十年代末的七十多年里，最能体现中国绘画艺术成就的却仍然是风景画——无论是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等人更具传统形态的“山水画”，还是林风眠、吴冠中等人更具现代意味的风景画——这是因为，特定时期的观念局限，限制了最终都被导向社会公共领域的艺术显学的深度，而冷僻的“风景”则留给了个人的心灵世界，艺术家内心的真诚赋予它们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魅力。

由于杭州国立艺专的缘故，西湖与中国早期现代主义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陈抱一、陈澄波、关紫兰、倪贻德等早期“现代派”画家都曾倾情描绘过西湖，西湖周边的山山水水更成为移居香港的大画家林风眠晚年极为钟情的艺术主题。西湖景物之于林风眠，恰如圣维克多山之于塞尚，都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审美对象，而近于个人的灵魂栖息地。这些杰出的早期现代派画家描绘西湖的作品，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然而，不可逆转的现代进程终究摧毁了“山水”作为中国精英文化阶层的心灵寄托的社会基础。从绘画看，无论傅抱石、李可染的“山水画”，还是林风眠、吴冠中的“风景画”，都不复有蕴涵在宋初、元季以及明末清初时期杰出的山水绘画中的悠远、深沉而又弘大的精神张力；就西湖而论，虽然还是熙熙攘攘、游人如织，但人们不再有“欲把西湖比西子”的情致，“接天连叶”与“映日荷花”也难在心底泛起些许涟漪，消散了灵异迷雾的“断桥”和“雷峰塔”，也都被还原为平淡无奇的人造物——最终，如画风景不过是如织游人的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