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画个鸟》 2007年 布面丙烯 200X200CM

北京——昆明

昆明是一个悠闲而且慵懒的城市，是一个艺术家特别适合的环境;安祥、灿烂的云彩和阳光每天惠顾这个城市，仿佛天赐的礼物，让所有沐浴在阳光和祥云下的身心顿觉安稳和踏实;不只是艺术家，人们总会被昆明的阳光明媚所吸引。艺术家说昆明是一个适合“失败者”休息的城市，或许是由于它的宽容和阳光，是一个适合艺术家的居住地。

谈云南艺术家，叶永青是一个怎么也撇不掉的经典，昆明、重庆、伦敦、北京等城市分别在他的生命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这个能言善道的艺术家来自云南，赶上一个中国30年前的大机遇之后，他开始了真正的艺术生涯。川美毕业之后的他，开始留校任教。1997年，叶永青回到昆明，他看到那里也有当代艺术，也有很多艺术家在坚持他们的理想和热爱，但是相比起来他们是很匮乏的，正是由于不在中心，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间接的信息接触中，他们只能通过书本来保持一种与外界的关系。了解这一切之后，叶永青开始为昆明这个美丽的城市引入大量当代艺术的元素，例如上河会馆和创库。之后，叶永青开始在各个城市之间往来，开始了类似候鸟迁徙的生活，在艺术家中他是真正的“空中飞人”，经历了所有飞机上能够经历的一切，如今简单、单纯成为他对生活和艺术的态度。

他与北京接触是1992年，但真正在北京常住则是2004年之后，云南和重庆每年都要回去，伦敦的工作室则是在2007年终止使用;可能对于叶永青来说，他生活不仅仅是双城记，而是多城记。

如今的叶永青，已经习惯了在城市之间的“离开”，他的创作方式已经发展到“极简”，只需要一支毛笔和一盒墨，要离开了，水里涮一下毛笔，收拾东西去机场，到另外的城市之后可以立即坐下来继续画，他自己称这种状态更如看电视调频道一样，随时能够调整工作状态。他的工作室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整洁、简单、空旷，偌大的工作室里零零星星的摆放几幅近作、沙发、乒乓球台，缺少了一般画家工作室的那种拥挤和凌乱。

对于中心和地方的不同，他是这样认为的：“不仅仅是中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像西方社会的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里昂等大的城市都是中心。这个问题的要点是怎样来确认在今天的状态下，中心和多元的边缘文化的冲突;在这种不断的体会冲突中，艺术家怎样来寻找‘我的世界’。因为在这种全球化和国际性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中心和边缘是一种客观的事实，给艺术家带来的可能是更加有用的视野和多元的文化，一部分艺术家就是选择了这种不断的游离的状态和不同的身份。当然，也有一部分艺术家选择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创作，但是他们一定是把全球化作为一个他们参照的系统，所以说这种双城记其实不是一个地理的视觉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视觉概念。而且是一种更加广阔的文化和地理的视野，这种视野是让我们不断的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原来的视觉经验，原来的观念，原来的生活方式。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文化转换，通过其他文化的参照和冲突，不断的把原来的一些理所当然的、固定的思维方式不断的被推到一种被质疑、被拷问的一个环境。如果没有大的中心崛起和边缘化的对照的话，我相信很多艺术家的共鸣也不复存在。”

对于来往于不同城市对创作的影响，叶永青的分析是这样的：“城市和城市之间最有意思的就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如果是你的节奏比较快，不停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游走，这些差异性就会被混淆起来或者拼贴起来，产生一些碎片和一些错落的时空，这些碎片和拼贴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艺术家灵感的来源，这也像今天社会的缩影，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去，那种很多人都想捍卫的独立性，我一直在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建立一个叫的‘我的世界’，但是这个“我的世界”其实是开放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有真正不同信息进入的状态。一直非常喜欢的是中国古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其实他就是在不断的游走、交流、说教，当然他也有去山洞里休息，有一个思考的阶段。他这也是希望在世界的冲突中极力寻找一个叫‘我的世界’，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很重要的，艺术家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游走也应该获得一些思考的来源。”

另外一个艺术家吴以强则是一个云南艺术家的特例，或许是从小随父母各地奔波的原因，他到北京之后则很少回云南，他把自己称作是“工作狂”，依赖工作才会有安全感，即使不做作品也会安心待在工作室，这或许是他对艺术的那份倔强的坚持。与北京最早的接触最初是在90年代，95年与苍鑫在北京认识之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每天都以明信片的方式相互讨论艺术观点，包括书写与绘画，将相互的想法和观点进行交流，或者是以空信封的方式，密密麻麻写写画画，吴以强自称此为“裸体信件”，那似乎是他如今一批新的报纸作品的雏形。从那个年代，他就开始有了对北京的向往，但是后来由于家庭的原因没有到北京，但是内心的那份理想却一直在倔强的挣扎。一直到2007年，他终于放下所有的外在因素，来到北京，在机场辅路旁边的一个安静艺术园区里找到自己实现梦想的地方。

他觉得艺术家来到北京之后更加有一种参与艺术的心态，文化艺术总会有一个“中心价值”在起作用。现在的艺术价值观更多的是参照西方的价值观，由于中国有我们特定的历史文化，西方过于现代和前卫的因素对于中国的收藏和接受度来讲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应该将前卫和现代的因素寻找出来。这种“中心价值”有时候对于人的视野的广泛度是有很大影响的。例如，一个艺术家在纽约、巴黎做展览和在越南的某个省份做展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同时，在各个地州县，肯定有很多对艺术很执着的人，但是由于他们的眼界的限制，可能穷其一生，还是没有到达他希望达到的那种位置。对于中国来讲，艺术家的共识还是在北京，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对于交流和拓展眼界有很大的帮助。来这边之后，会有一种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参与感。

吴以强觉得环境的改变同时也带来了作品的改变：从云南的山地来到大平原的北京，首先是从环境上的改变影响了艺术家的视野，从小范围的环境中转变到一种敞开的感觉;其次是从空间上的改变对于作品的要求不同了;再次是从文化心态和角色上来讲也是不同的。

北京——广州

广东文化与北方文化有非常不同的地方，这就使得广东文化圈子里的一些佼佼者与北京文化圈子的显得有些隔阂。广东文化群体有它自己不同的地域特征，没有北京城的古都文化底蕴，却在现代设计、形式、内容与北方当代艺术圈有些共同之处。于是，在这两个圈子中，出现了类似候鸟来来往往的艺术家群体，在北京与广州之间根据频繁与稀疏的艺术气候南北迁徙，对于消除南北文化隔阂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邓猗夫，这位设计出身的艺术家在北京与广州之间来往已经有差不多3年了，从2006年春天来北京之后，就开始了他对这个新城市的理解和阅读。他觉得北京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中心，拥有一个完备的艺术生存系统，从画廊业到传媒业的发达都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但是，相对于广州的艺术家，北京的艺术家却又是那么不同;他比较留恋广州，觉得广州艺术家的艺术状态比整个北京大环境要纯粹很多。从另一个方面讲，在广州做作品可能会做的很成功，但是在市场上却是很难成功的，要艺术还是要生存，是很难抉择的。

来到北京之后，邓猗夫对整个北京的艺术生态不了解,当他发现周围所有的艺术家们都在加班加点的画画，感觉非常诧异。后来发现这是市场的原因，这也带给他强烈的现实感，同时也在用作品来批判这种现象，根据这种现状他做了一个作品叫“大芬•徐”计划，以一个艺术机构的名义让一个艺术家画一幅自画像，完成之后跟他订购100幅一样的作品，邓猗夫的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在这种符号化的市场中，艺术家对符号的复制，他觉得这对艺术家来讲是一种惩罚，可能他们还没有深圳大芬村的人们来的直接、真诚和彻底。

他开始怀疑绘画，却也在2006年开始实践，或许这是一种悖论，但是他觉得自己有批评了，实践才能够更好的去表达。

邓猗夫开始有策略的改变以前在广州的状态，绘画是他有计划的抛向市场的诱饵，也是一个出口。他先找到一种材料，以迷彩布直接绷在画架上，绘画的内容和观念结合，以迷彩布本身的机理作为作品的笔触基础，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变颜色而形成新的形象。在选择题材上，包括流水线作业、世界之窗、假新闻、高考等。尤其是《流水线》、《世界之窗》等作品看，对于邓猗夫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对现实的一些思考和批判，这些思考的表达方式更多的是来自广州那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

邓猗夫是一个注重团队合作的艺术家，他给作品的签名总是“猗夫工厂”，对于市场而言，这或许是一种负面影响，但是对艺术家的创作来讲，他注重的却是对作品的真诚。这位留恋着广州的艺术家，如今在北京的黑桥艺术区进行着他安静的创作，偶尔飞回广州，带着对艺术的梦想，在两地之间来往。

北京——杭州

从90年代开始，杭州的一批艺术家已经开始了对装置、影像、新媒体等艺术形式的探究。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推进，装置和新媒体等艺术创作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呈现出了绘画之外的另外一片繁荣;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杭州，为当代艺术圈开辟了一条交流新航线。

邱志杰是频繁来往与北京与杭州之间的艺术家，他最初来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他上世纪90年代在杭州阅读哲学书，读到维特根斯坦的时候，彻底读不懂了;为了寻求知识，他1994年8月到北京大学听课，书读了一整年，此后就在北京留下来了。因为当时并没有固定的职业，他认为住在哪里都一样，他体会到北京生活的艰难，但是能感受到粗砺的历史力量，到来之后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城市，也就不走了。

如今，他的家和工作室都在北京，近5年来他每年在北京和杭州的时间都可以计算：他给自己在北京、杭州、其他城市度过的时间比例是2：1：1。每年在北京的时间有七个月左右，包括创作、交流、生活和展览;2003年开始每年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上课，每学期有一个多月的教学课程，由于美院的自由教学，时间段和长短都可以提前选择和安排，以及偶尔的来往或者展览、讲座、交流活动等，每年在杭州的时间大约两三个月。剩下的两三个月在国外各个城市旅行、展出。

这位出生于福建，读书、教学于杭州，工作、生活在北京的艺术家，谈到各个地方对他创作的影响时说：“对我创作影响最大的城市还是北京。我在杭州并没有工作室。到杭州只是专心教书，甚至有了房子也没有时间装修，没办法住，每次去杭州都是住在学校旁边的宾馆。北京是工作、生产的地方，杭州比较安静，更多地可以反思，阴阳互济。家乡福建几乎每年只回去一两天，影响只存在于记忆里面。杭州的朋友们都很饱学和平静，做自己的事情，情绪稳定，和他们交往很有助于避免浮躁。每次回杭州和他们见面，都是一番酣畅的谈话，坚定心志，受益无穷。在北京则更能目睹各种乱象，在心中养出不平之气，这也是做事情的动力。”

他对于艺术家“双城记”的状态，认为：“生活范围的扩大速度大于城市功能的丰满程度，不管是职业需要还是交往范围，人的需求变得比较多样化。当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完全满足所有的需求的时候，在城市之间旅行就变成生活的常态。也不单是艺术家，很多人都开始这样的生活，我不觉得奇怪。法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住在巴黎的，到外省去上班。现在交通工具更加使这种生活方式变得轻松。”

读书或许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钟情的事业，但是忙碌的工作让邱志杰当年逛书店的乐趣被剥夺，但是，这个在各个城市之间穿梭的艺术家发现了另外一种乐趣，那就是喜欢在机场的书店买书，在飞机上阅读一些杂志书籍，让他维持了和现实的一种联系，同时也常常在飞机上升华出很多想法来。他觉得路途和旅行总能制造遭遇。从网上买书，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有目的的去找，而在机场的书店则能够遭遇到自己原本目的之外的阅读对象。

编辑杂感：从中心到地方，总有留恋和诱惑

北京这个城市的魅力召唤了大批艺术家，却也带给不同艺术家不同的感受，各地汇聚而来的艺术家支撑起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万紫千红。艺术家从故乡或是各地奔袭而来，对其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大家都能够给予艺术家的“双城记”一个合理的解释，却也希冀艺术家们能够保留住原来那份纯粹和理想，借助这个平台，将自己的视野拓展到最宽。在与批评家和艺术家们的探讨中，不约而同的讨论到一个话题，那就是艺术家在“中心”中应保持的独立性。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认为，独立的艺术家在哪里都是独立的，而中心与否似乎不是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