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谈论水墨艺术，似乎都是一个尴尬的话题。

中国水墨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拨与疏离，对传统水墨的反抗与拒绝，对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语言的接纳与吸收以后，水墨的当代性始终处于模糊、含混与焦灼的状态，众多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水墨已经失去了曾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土壤。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文化情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水墨试图逐渐进入与传统自觉链接并重新建构当代价值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创作成果不仅使当代水墨的形态边界得以拓展，而且将作品创作与本土文化的问题以及水墨自身演进轨迹联系起来，在理论上赋予当代水墨建立价值尺度和批评话语的可能性。

在如今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水墨必然是与传统水墨相对应，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语境为基础，以当代中国人精神价值诉求为内涵，并在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中转换传统水墨资源的艺术语言，它应更多的属于当代艺术而不是水墨艺术。

《延伸的距离——“漂移社”当代水墨第三回展》，标题的“延伸”二字尽管有“传承”之意，但这种“延伸”不是单向的，它是多纬度的，试图融入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并进行转换，从而形成与历史传统的“距离”，并引发当代观者的情感共鸣与解读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漂移社”作为11位来自大陆与台湾的青年艺术家所组成的当代水墨社团，对传统水墨的解构性吸收和对艺术语言的当代性转换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双重意义：对每一位参展艺术家而言，当代与传统的文化传承与离距、大陆与台湾的文化联系与差异、以及他们多年来对水墨艺术当代性的文化探索，都是吸引他们走在一起、共同前进的力量源泉。

同样醉心于水墨技法与效果，张益升和王永成的笔下却生出了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同样面对“性与生命”的问题，陶纲选择用一种理性的形式主义描画出生命幻象，而赵苹曲却用瑰丽的色彩怒放出生命之花；当蔡承翰用墨色和线条勾勒出当代人破碎的面孔，豆周艳笔下的青年更是早已精神颓废、遍体鳞伤；同样诉说着小女生的心思，杨翊和赖静笔下的故事，一个活泼天真，一个则含蓄委婉；而作为偏重于工笔创作的艺术家，陈琳笔下的花鸟单纯而唯美，刘信义的画面却总是透出浓浓的奇幻色彩；林帆伟作为新加入的社员，其对“坏画”的眷恋尽管显得尤其“离经叛道”，却仍需感谢传统让其有“道”可“叛”。

当然，11位青年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各有自己的方向与速度，我乐于看着他们这样走下去。延伸的结果也许并不那么重要，最好的状态是：一直走在追求的路上。

2011年10月 于四川美院 唐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