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之一》 60×80cm 2010 布面油彩

今天，我想尝试从中国和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的角度，对刘国夫绘画的历史背景做一个梳理。

一百年来的中国油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徐悲鸿开创的写实性绘画体系，另一类是林风眠建立的表现性绘画体系。从林风眠、苏天赐、沈行工到刘国夫，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表现性绘画演变的轨迹及其取得的成就：中国早期的表现性绘画主要是中西文化图像的机械性拼合，而到了刘国夫这一代画家，艺术家内在灵性与个性的表达变得愈发鲜明，绘画表现的深度和纯粹性也在不断地加强。

作为一个具有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研究背景的批评家，我更愿意把刘国夫的绘画放在一个国际化的视野当中加以考察。纵观世界现当代艺术史，从1839年照相机发明到20世纪现代观念艺术出现以来，架上绘画不断地遇到挑战。但即便如此，20世纪以来表现性绘画一直盛行不衰，从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到四、五十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再到七、八十年代的新表现主义，表现主义绘画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一直在不断地发展。这一现象说明，虽然绘画的叙事功能可以被摄影等其他门类的艺术形式所取代，但绘画抒情遣性的功能却永远不可能被替代。

刚才大家更多地谈到了刘国夫绘画的传统性，但如果把他的绘画和中国传统绘画相比较，我们会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刘国夫画了大量中国传统的荷花题材，但中国传统画家是把荷花作为一种道德性符号来描绘的，而刘国夫却将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象征意义完全剔除掉了，他将荷花作为生命本质的对象来进行描绘，表达的是个人的生命体验。

刘国夫画中残败的荷叶蕴涵着凄凉、感伤的悲怆情感。除了题材的选择之外，这种心理感受的获得更多是源于刘国夫所使用的绘画语言。他作品中忧伤的灰色调和蒙胧虚幻的光影处理，都促使我们产生了悲伤忧郁的情感反应。但对于光影的强调和对于色彩心理学的运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未曾涉及的课题，而刘国夫却在绘画中融合了西方“新表现主义绘画”的形式特征，并借此将传统的绘画母题对接入更加宽泛的国际语言系统之内。

最后，作为一位生性敏感内省的艺术家，刘国夫不仅是在用眼睛来观看世界，更是在用心灵来感受生命、关注生命的终极意义。毫无疑问，这样的思考和关怀并没有游离于当代社会，因为表达生命思考与关怀的艺术，对于人类而言永远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