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式的创作，吴以强对报纸新闻的篡改是从对新闻图片的改造入手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常常被定义为图像的时代，相对于文字而言，图像所承载的信息更加丰富，阅读起来更便捷、迅速，因此，报纸头版新闻或重要评论通常配有大幅的摄影照片，它们与文字一道，构成一条“新闻”。吴以强对这些图片上的人物形象进行重新的勾画、改造；将框内的头像或半身像延展到框外的文字中，将它们变成一个个荒诞的完整形象；将同一版面中两个或几个不同画框中的人物通过延展的方式构成相关联的完整画面，形成一个全新的叙事。这些新的形象和形象组合被赋予了不同、甚至相反于新闻文字的意义，将同一版面或同一条新闻中的图文对应关系打破，造成阅读的障碍。从而使这些新闻变得似是而非，无法“正确”阅读。这便具有不同于早期随意涂改的消遣性质，而变成了艺术家对创作对象的主动行为：“一方面形象篡改与‘经营’让新闻严重背离其内容；另一方面文字的真实意义随图像的视觉信息变得荒诞不经，刻意造成误会颠覆了新闻”。【3】

吴以强将被改造的报纸裱在板或布上，再用报纸打成的纸浆平涂在四周，或者干脆用报纸浆在画布上造型，这些报纸刊载的图文信息已无法被“阅读”，但观众依然能从细节上“看”出它们就是“报纸”。报纸作为“视觉对象”和“阅读对象”双重身份因此被提炼出来——媒介自身成为了“信息”，而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

最近，吴以强又开始对自己的创作做出部分调整。比较明显地是，用黑点或白点逐行覆盖报纸上的文字，同时，大幅照片被马赛克化。似是而非或自相矛盾的新闻演变为几乎无法阅读，但由于报纸的名称一般被保留下来，因此，“新闻”依然能够通过“意象”和“暗示”的惯性被理解。在不可阅读的情况下完成阅读，这一结果的实现所指向的是某一特定“报纸”自身被固化的文化和社会形象，而其背后，隐藏和象征的则是阶级、圈层、群体的文化权力。与互联网相比，报纸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是单向且不可逆的，读者只能选择接受或拒接，而不能对其内容和信息进行调整、修改，换言之，这种填鸭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常常会演变为一种“暴力”灌输。报纸媒体的单向传播的特性与特定文化主体的权力诉求彼此一致，吴以强笔下被篡改的新闻打破了二者间的必然关联，识破了前文所述的“客观”和“公正”姿态。由此，吴以强的作品成为“被篡改的新闻”的新媒介和新载体，并通过展览、出版等方式开始了下一轮的传播旅程。

按照通常的观点看来，吴以强的创作已从最初的“消遣”转变为具有强烈观念性和社会性的艺术行为，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他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日常特征和个人主义倾向。这些涂鸦和信息的篡改充斥在他的生活中，工作室厨房中的一整面都被这样的图文涂满，诸如啤酒瓶等日用品被他镶嵌进报纸浆中，茶几上茶叶盒也被以相似的方式篡改。在另一件作品中，他使用了一张2009年12月19日的报纸，但在涂改以后，画面上只留下他后加上的“2009年12月18日”几个字，报纸的出版日期被延后一天，这是他女儿的生日，而对于所有的观众而言，则不得不深信这张报纸的出版日期为后者。他对“报纸”和“传播”这种极具政治与社会意义母题的处理并非是外在的、站在第三者立场的画外音评论或代社会立言，而是把自己作为“在场的主体”植入其中。

艺术家本人留下创作感言：“涂改使严肃新闻报道在夸大、歪曲的处理后被消解了，作品让我在体制的沉闷中得到了快意的安慰，其本身也体现了限制的自由中的自我放逐。”【4】“当我沉浸在创作的过程中，这里面并没有社会学、道德上的审慎，并无意对谁诋毁或攻击，完全处在开放自由的状态。”【5】“限制中的个性发挥是自由的全部……报纸的方寸限制了我，也就在这方寸之间我赢得了最大的自由。”【6】在一个每天为数不胜数、应接不暇的信息所包围的传媒时代，人们就如琥珀中的甲虫一般被封存其间、在劫难逃，吴以强笔下“叛逆的新闻”正是以一种个人主义的方式对这种文化、生存境遇做出的抗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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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以强：《新闻系列——我的青春期》（未发表），2009年3月。
【2】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8页至第1319页。
【3】【4】同【1】。
【5】【6】吴以强：《新闻手记》（未发表），2009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