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画家范曾状告收藏家郭庆祥侵害其名誉权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争议不断。据悉，在这场官司当中，范曾将上海《文汇报》和两位作者郭庆祥、谢春彦一并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而整个事件的起因则始于今年5至6月间该报鉴赏专刊的3篇文章。

记者了解到，之所以“惹事上身”，是因为郭庆祥在其中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中写到“现在有一位经常在电视、报纸上大谈哲学国学、古典文学、书画艺术的所谓的大红大紫的书画名家，其实有过度包装之嫌。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他同时还批评了该画家流水式的作画方式。另一篇《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的作者谢春彦也尖锐地指出：“以卖得火，吹得火，势得牛的范三官人为例，……呆板颟顸的笔致，貌似清雅的俗绿恶青，掺了些墨抑或石绿的冷赭肤色，手与足的结构亦并不合理协调的搭配，哪里还有什么好灵魂在耶!”尽管这些文章都是“不点名”批评，却招来了范曾的不快并“对号入座”。

虽然案件的审理还没有实质性结果出台，但已在藏界、舆论界刮起了一阵评论“旋风”。而与之相应的，是“美术批评”这一领域再度令人关注。比起结果，大家更为关心官司会不会给美术评论界带来某种负面影响，评论家们持有怎样的反映?甚至引发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美术评论发展状况的讨论。

美术批评不敢讲真话?

事实上，“文人打笔墨官司”并非新鲜事。

比如，2006年1月，中国画报社出版了《杨家埠年画之旅》一书。在该书第七章“年画神话杨洛书”中，作者写道：“为了更真实地了解杨洛书，客观揭开杨洛书现象之谜，我在采访杨家埠年画艺人时，经常会问如何评价杨洛书?他们回答我的是，杨洛书既不会画，也不会刻板，他甚至不印画……”文中还称：“与其说他是一位艺术大师，倒不如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年画组织者、策划人和经营人。以上这些因素兼备，他创造出了一个杨家埠年画的品牌，一个大师的神话。”

该书出版后，此时已80高龄的“中国年画王”杨洛书认为上述文字损毁了自己的名誉，将文中提到的人物、作者和中国画报社一同告上法院，要求立即停止《杨家埠年画之旅》一书的销售、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

但法院审理后认为，该书的大多数内容对其还是给予了积极、肯定的评价。杨洛书作为公众人物，对于他人对自己的不利评价，应当给与最大限度的容忍和理解。

此外，法院还认定，争议内容属作者对“年画神话杨洛书”这一现象的个人见解，文中引用他人对杨洛书艺术水平的表述，也属他人依据自身喜好对某种社会现象发表的一己看法，不具有权威性。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那么，在专业的美术评论人士眼中，这些事件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

资深美术评论家作者认为，像郭庆祥这样的例子，有一些个人性的东西在里面。现在的很多艺术批评都存在大众化趋向，往往人们更关心的不是艺术批评本身，而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各自的社会身份、地位，或者是事件本身的新闻效应，而忽略了批评的学术价值。严格地说，这只能算是公共意义上的批评与监督。郭庆祥作为一名收藏家，当然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批评见解，但我们更应该重视来自于批评界的声音。如果批评者不是郭庆祥，或者被批评者不是范曾，那么又还会有多少人去关注呢?

在他看来，一直以来，艺术家和艺术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因所谓的批评而闹纠纷的情况很多，严重者甚至闹上法庭。不过，这并不会使得批评家们“缄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不含人身攻击，而只是单纯地对艺术家与艺术作品的笔墨、技巧、表现手法、学术价值等方面提出批评;至于侵不侵权，只要批评家出于纯正的学术目的、方法正确，哪怕“说错话”也没有关系，所以，真正有志于批评的人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要过多地去在意舆论。

另一位评论界人士陈晓峰则表示，范曾名誉权案件最值得关注的点之一，是能使公众可以更深入了解到美术界比较腐败和存在巨大争议的现状，这显然是件好事。当中涉及到很多利益和保卫利益的问题，体现出中国美术界结构性的悲哀。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大家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和牺牲者。

“美术界向来是利益链和等级关系很体制的地方，99%的批评等于做广告，所以无所谓大家不敢说话的担心，因为美术批评界本来就没多少人说真话。”陈晓峰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