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一切可说之说”的妙事

记者：在意识形态化主流艺术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该如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或者说，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感到迷惘？

陈丹青：不太懂这句话：“意识形态化主流艺术”是指体制内吗?你能告诉我如今中央电视台节目或者全国美协的展览，是什么意识形态吗?以我观察，体制内各种艺术竭尽全力试图多样，适应变化的社会，但它的问题正好是缺乏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缺乏激励艺术家的完整价值观。一个真挚而充沛的意识形态是创作动力之一。革命年代的艺术家绝对相信自己的理想激情，宗教时代的艺术之所以伟大，更是如此。

至于所谓西方中心主义，是指我们自己认同人家为中心，还是人家仍在做些什么事情使我们边缘化?事情正好相反，西方系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放下身段，竞相进入中国，或请我们出去办活动，国家文化机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项目与西方合作，例如中法、中德、中意，中荷等等文化年，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个时期出现这么多机会。

所以我不明白， 您的“双重压力”是指什么?中国艺术家高兴着呢。我猜大家需要的真正压力是，在空前的可能性中，你怎样拿出像样的作品。这是艺术家理应背负的压力。

记者：在这个以商人为时代英雄的时代，艺术家的存在还有多大意义?他们能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

陈丹青：这又问得离奇。为什么商人成了“英雄”，艺术家就得自问“存在的意义”?敦煌绘画的赞助者是供养人，即标准的商贾，文艺复兴的真英雄是大富豪。没有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是不可想象的。在良性的时代，稳固富有的阶层—帝王、贵族、资本家、赞助商—带动无数精彩的艺术，创造文化，创造历史。七世纪的长安，九世纪的洛阳，十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十四世纪的佛洛伦萨，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十八世纪的维也纳，十九世纪的巴黎，二十世纪的纽约……这些时代，艺术家根本忙不过来啊。

今天的中国英雄真的是商人吗？您难道不知道，无数总经理同时就是高官，无数高官的权力百分之百决定着商人的投资与发展。别说境内商人的重中之重是摆平各级官员，连西方大公司也早就学会巴结中国的官员，并试图精通此道。艺术家的存在还有“多大意义”？您没看见如今太多艺术家的真正身份就是官员，他们对行政级别的了解与关切，远远甚于艺术。怎样升官，同时怎样卖画，才是他们每天每夜的双重压力啊。

记者：这些年来在绘画方面几乎看不到您的作品，而在言说方面您几乎穷尽了一切可说之说，有没有江郎才尽或是学养不够的担忧？

陈丹青：我几乎天天画画，但是不发表，不展览，不出画册。我辈出过名了，我还没学会自作多情，以为别人巴望看见我的画。平时自己画着高兴就好，偶尔和学生或年轻人参加一两个小展览，只是为了帮助未出道的艺术家，使开幕式稍微多几个人进来站一站，你们媒体势利，见我的名字，或许就肯写两句吧。

我又哪里“穷尽可一切可说之说”。近年我已几乎不在报上发表文章，几乎不接受视频采访，博客早停了三年，你应该知道，哪里有“一切可说之说”的妙事。当然，在我一面，我从未梦见自己是个“江郎”，您见我在哪篇文章里说过我是个“文化人”、是“知识分子”、是“艺术家”？

记者：您在《荒废集》里收进了《新京报》一篇讽刺你自我炒作赚得盆满钵溢的文章，您的回应似乎失去了一贯的风度，很生气。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一点，是不是一种对自己艺术成就的不自信?您有没有危机感？

陈丹青：我竟有过“一贯的风度”吗?什么“风度”？您上网看看， 叫我闭嘴， 指我“作秀”、“装逼”、“炒作”、“话痨”、“浅薄”……多得是，回国十年，没有断过。《新京报》那封公开信是正式发表在纸媒上，编辑部的目的就是撩我生气，逼我回应，拿去填版面，我能不生气吗?我能扫人家的雅兴，不钻圈套，装做宽宏大度吗?

这和我的艺术或自信有什么关系？当然，我有危机感，譬如这篇访问如果不回复，您怎么想？您又怎么交差呢？

记者：从您的言论看，似乎对当下中国的凡此种种都不满意，这种否定与质疑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是否有欠公允？

陈丹青：您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很满意吗?您对城市建设中的野蛮拆迁很满意吗？您对目前的医疗系统很满意吗?假如您诚实地告诉我：是的，很满意！很开心！我立即向你低头认罪：我错了，我改，我脑子进水了，我对不起人民，我要重新做人，封我的嘴，然后向你们好好学习—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