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要采访陈丹青，就有人冷言：“哎，他是个同性恋吧？”2006年我们策划了一期关于同性恋的专题，蔡康永等几位原先答应接受采访的“出柜”人士， 接到采访提纲后没了下文，倒是陈丹青却知无不言，大谈他在纽约如何为同性恋酒吧画壁画、参加同性恋花车大游行。做这些事，让他得意、自豪，言语间毫无忌惮，“我对所有‘恋’基本都同意”，这几乎被一些人曲解为陈丹青的出柜宣言。

这些年来，公众视野中的陈丹青，难免有“话痨”之嫌。书一本接一本地出，采访一个接一个地做，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他一一作答，“议论既多，谤亦相随”。对于同性恋之类腹诽，他一笑置之：“我真希望我是，那样我会画得好多了。”但是有人对他频频发言做旨在炒作自己的揣度，他也有百口莫辩的无奈。

聪明如陈丹青，横跨画界与话界而能游刃从容，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道理自然不是不懂。“看人失言，有快感，……今年再供应一回这类琐碎的快感吧”，他如是自嘲，却不小心说到了要害。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并不稀罕愿意发言的人，稀罕的，原就是能把话说得清楚、漂亮、好玩的人，若竟还能予人快感，那真是有境界了。

说“好玩的”真话

前不久他莅临本杂志在成都的年度精英颁奖礼，主题发言时说道：“刚才有房地产杂志采访我，让我为他们的杂志题字，我就写：房地产=官商勾结。”我们请他在一份倡议书上签名，这种事原有些形式主义的成分在，他并不敷衍，认真看了半天，总算提笔：“倡议什么呢?陈丹青”。他没有要逗人笑的意思，旁边的人却不免哑然。

会议间歇，电视台抓他去做采访，他彬彬有礼去了， 坐到摄像头下却恶作剧似的冒出一句：“我要说一些你们全不能用的东西。”弄得主持人一头汗。接下来介绍身份， 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文化人，他都不买账，无奈主持人只好让他给自己定义，他脱口而出：“我只是一个暂时还没有学会说假话的人。”

颁奖礼那天晚上，下雨，天气出乎意料的寒冷，陈丹青披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军大衣，端着茶缸大口喝白酒，神色间仿佛当年那个失学少年、盲流知青又回来了。想起他在刚出国的艰难日子里说的那句话：“往后得活下去啊，好在我是老油条了，插队落户的前科，结结实实地垫着。”看起来，不是虚言。

说得多了，也给人“怒目金刚”、“批判专业户”的印象，对此陈丹青抱怨受了媒体的撩拨。他经不起撩拨，自己形容犹如幼时在弄堂翻跟头，有人路过叫声好，就怎么累也还要侧手再来两个。倒也并非来者不拒，比如声称不接受两种杂志的采访，纯粹的美术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因为他们的问题“都太理论了，不好玩”。他自认不是知识分子，宁愿上《ELLE》—只为女儿在同学间的小虚荣，在连篇累牍的丰乳肥臀间，“忽然心惊肉跳闯祸般撞见我自己”。他拒绝各种各样的头衔，以“人”的态度回答形形色色的问题，因为他认为答问不是专家的专利。

表情“介于间谍和贼之间”

玩家姿态却让陈丹青在写作界暴得大名，他自己大概也好奇，对粉丝常有此一问：“你为什么喜欢读我的文章呢？”有人答：大约我们压抑太久了吧。还有人答：“看你的文字很爽。”他文字的魅力，部分源自性情、器识，另一部分，则和他的画一样，建基于强大的写实功力。

写实离不开细节，他有捕捉并且再现细节的天赋。他用电影《小城之春》中的一个长镜头，写1948年一个《民国的下午》，女主角和旧情人在城郊闲步，“树影拂动，风和日丽”，寥寥数笔， 历史的重量就出来了。他写“文革”后的赵丹，“他像是好久不曾到人间，见人都是一番欢喜惊动”，他写上海人家掌灯时分小童练习钢琴的情形：“娘姨开门倒水呼唤小儿，家家传出碗盏磕碰的合奏，莫扎特在其间狂奔”，而他自己，“驻足偷听”，“感动莫名”。人性的深浅、文化的歧变，在他眼里不过是有质感的日常细节。

他十六岁离家插队，自述“由山沟而京都而域外，飞来飞去，四海为家而何枝可栖”。却并不缺乏日常生活的情趣，“淘米做饭起油锅……”样样拿得起。在潘家园淘了只民国的瓦缸，旧时人家用来存白米，他也灌几斤米进去，还在上面搁两斤鲜鸡蛋，再用一叠杂志画册盖起来，为此竟也能“得意好几天”。他自嘲为“文化分裂症患者”，一个画油画的中国人，看见外滩想起的却是他地理意义上的家—纽约，另一面，他40岁后才发现了苏州园林之美，发现了董其昌、唐寅……当然也发现了自己心理上的文化传承。

所以他并不总是“匕首和投枪”，即便是论理的文字，多数也曲调舒缓，充满了细节丰沛的叙事与感觉，虽然他非常喜欢鲁迅。他喜欢的鲁迅，其实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个了。“少年时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理由，但说不出来，幸亏说不出来”。他喜欢的是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所以“随时随地地讲‘戏话’”的鲁迅。因为“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直接感知那个人……它绝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他的内在力量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在他看来，“好玩”一词，远比“油垢般层层叠叠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更能感知一个人。由此可见， 他文字中的 “好玩”、“快感”， 出发于充分自觉，又岂会是“失言”？

2000年，陈丹青去国18年后归来，站在“京沪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数年后，终究还是自外于体制。他终于和他的偶像鲁迅成为了同类项—“都是单干户，都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官衔”。常以观看者自居并自画：“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表情，大约介于间谍和贼之间吧。”作为一个“文革”时期画《泪水洒满丰收田》都能画出“局部真实”的现实主义画家，他继续以边缘人的姿态、间谍般的敏感和见人所未见的“贼眼”，观世态凡此种种。

偶尔他也会犹疑，到底是该继续多话还是多画。既想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又不相信有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总被时代的喧嚣、价值的纷争、人的苦乐所牵扯。画画与写作，到底哪一样更能超越时间?是个问题。好在其人嗜好无多，画累了写，写累了画，通共两件事，互为余暇，倒也不难拣择。“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字。”描述陈丹青的为文，我想不出比他自己的上述文字更准确的说辞。或许，这话也可一并解释了这个人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