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彭德
采访人：栋栋
时　间：2010年6月

栋栋（以下简称“栋”）：现在一提到“当代艺术”这个词，很多人就会联想到明星级艺术家、拍卖、天价等等，我想在这个背后肯定还有一些通常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彭老师您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几十年发展的见证人，您觉得在这发展的背后有没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

彭德（以下简称“彭”）：既成的历史总是会由显赫人物和事件来体现。背后的问题不少，它们可能缘于一些小事，包括一些不便披露的故事和隐私，影响着发展进程，但不登大雅之堂。中国人习惯于正面地、大而化之地谈论历史，忽略负面的小事。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应该是很多正面的和负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栋：我想背后要么有一种权力的东西，要么就是您刚才说的是艺术家个人的一些问题，还有记录历史的人。

彭：对。后人眼中的历史都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体记录的历史。在审读历史文本的时候，需要对历史的记录者进行考察，包括他们的动机、视野、志趣、倾向以及社会关系等等，从而有助于人们加以清理和“还原”。在当时，很多当代艺术家都是才子，都有想法，但最后谁出来，牵涉到一些偶然的因素和机遇。当我们反思历史的时候，一方面，每个时代总会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或典型的人物作为具体的范例。另一方面，这些人物更多的只是历史潮流中的浪花或亮点。如果过份地强调，真实的历史就会变形，相关的历史文本会产生误导作用。历史文本记录的背后如果有问题，那就更加的不可取。在古代，无数文人在记录历史，由于记录能力或记录动机有问题，众多历史著作都被后人无情地淘汰了。因此，我曾在参加深圳美术馆一次讨论当代美术史撰写的会议上呼吁“书写历史的人必须对天发誓”。

栋：代表人物，我想在任何时代都很重要，代表人物会起到一面旗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不少人也会因此对当代艺术形成固定的认识。可能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时候它又会成为一个时代的 “包袱”，如果要想超越一种东西，“代表人物”往往会在其过程中成为一个阻碍。而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免不了一些有意识的手段和策略，从而塑造出“坚不可摧”的文化代表，但当普遍成为复制和仿效的流行对象时，其先锋性、前卫性又如何体现？其实我觉得背后还是有很多人试图超越的，但是往往不会显露出来，或许也显露不出来。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寻找这样一种被常人忽略的价值。

彭：这意味着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还没有达到你的期待值。的确，每个时代的代表人物都具有双重作用，他在改变一代人的视觉经验和思想境界的同时，常常会成为下一代人的障碍。良性的代际关系应当像树干上的枝叶，各自分层展开，相映成趣，而不是相互倾轧。

此外，我觉得当代艺术缺乏淘汰机制，或者说淘汰机制很不健全。在当代艺术突然火起来的这五年期间，人们越来越倾向为一切存在、包括很差的艺术作品鼓掌和叫好。在这段时间，媒体的作用是有问题的。现在搞艺术媒体的人几乎同搞当代艺术的人一样多，媒体多了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出现。二三十年以前，媒体是一个筛选机制，或者是筛选机制中的一个环节。而今媒体变成了揠苗助长的工具。不仅仅是媒体，一些机构，包括美术馆、画廊以及策展人和批评家，也在充当揠苗助长的工具，不再是筛选机制中的环节和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随便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现在好多媒体都在开展评选活动、评奖活动、排名活动。这些选优活动是淘汰的另一方式，但是它正在变质，变成了某些媒体的炒作行为。特别是有画廊背景和一些同商业行为直接挂钩的媒体，里边有很多猫腻。严格地说，它们就不应该有假公济私的媒体。我也参加过这类评奖活动，一参加就变得俗气，容易变成炒作行为的同伙。不过你要不参加，就在舆论界放弃了你对当代艺术的发言权，这种筛选将更加的糟糕。很多策展人、批评家，包括一些艺术家、名流和收藏家，在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都面临着两骓选择。

栋：您说的机制不健全，要使它健全应该有哪些办法呢？

彭：应该有独立的基金会。基金会把评委们，包括独立的策展人、批评家、撰稿人养起来，否则很多批评家就不得不靠润笔费来维持自己的批评家身份。批评家的生存是需要投资的。这种投资如果受制于人，比如受制于美术馆、画廊、收藏家或艺术家，那你就不能和别人闹得太对立。你要成为独立的发言人，只有获得独立基金会的支持，才没有学术之外的牵挂，可以仗义执言，推介应该推介的人。独立的基金会是为当代艺术事业健全的发展而设立的，也许它的基金来源可能是某些画廊，可能是某些收藏家，可能是大的拍卖公司，或者是爱好美术的富豪。当然，“淘汰机制”不必是批评家联盟，而可能是各个相关领域对艺术有判断力的独立人士的随机组合。当下的情况是一个没有裁判的艺术界，各自为政，乱七八糟，同中国的男足一样（笑）。

栋：打假球。

彭：是的。

栋：像现在这种没有淘汰机制的时候，不少人都受制于资本，使得我们看到的不少所谓“历史”中的主流当代艺术，里边肯定有很多水分。

彭：如果水分太多了，相关的文本不会传之久远。水分是会被挤出来的，假的东西会被揭露的。有些艺术作品很水，不值得推介，历史文本不能给予它们任何地位；有些艺术家很水，如果勉强将他们塞进历史，既会伤害历史，也会伤害历史的撰写者。

栋：前一段时间王林老师写了一篇《挑战北京叙事》的文章，他大胆揭露了一些问题，例如八十年代在西单民主墙进行的“贵阳五青年画展”等重要的前卫艺术事件却因种种原因而没有被写进历史，被很多人忽略了。

彭：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而且不仅是这样一个事例，应该还有一些别的事例可以支撑他的说法。历史会不断地重写，它会发掘一些当时受到冷落的人物。

历史常常是不公正的，历史往往携带着非常浓厚的个人感情和一些群体的利益。历史有时候是“肮脏”的。我说的历史的肮脏有两个方面：第一，历史事实本身是肮脏的；第二，历史文本也可能是肮脏的。

栋：您说的这种“肮脏”，从您个人所了解的，能不能说得更具体点？

彭：每个参与进去的人都会知道一些背景，现在还不宜披露。当然，如何面对历史，涉及每个人的历史观。人们在看待既成事实的历史时，首先会看它的主导面。比如看孔雀，通常是看孔雀开屏的正面，从背面看不好看，色彩很灰暗。一个批评家可能看了正面以后要去看看反面，这是批评家的责任或习惯，至于社会所需要的，通常是孔雀的正面。这种面对历史的态度当然不能偏颇，否则会流于愚昧。中国人对于书写历史有个约定俗成的成语：树碑立传。中国碑文从来都是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以致夸大其词或篡改历史。改变这种民族的积习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