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方是我所见过画家之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擅于思考并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这一点在其过去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大地始终是其精神的依赖和实践时勇气与力量的来源，沉厚的土地就是混沌世界历经翻覆折腾之后最终的积淀，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以来他持续在大地上奔走，用自己的双脚感受土地的博大、宽厚、深沉与复杂，以此获得思考的灵感和实践的力量。然后用饱蘸油彩的画笔在粗粝的画布上涂抹，将其对大地的感受耕耘成雄浑的图像。步入中年之后，理性逐渐接管了激情衰退之后留下的空缺，虽然他还在一如既往地行走，但此时对大地的触摸已经由感觉、冲动转变为一种循着文本引导下的对文化的瞻仰与膜拜。在艰涩的旅途中挥翰临池，黄灯之下的阅读，青卷之中的寻找成为艺术家长途跋涉中、行走之余的主要工作。

丁方长我十岁，已到了即将步入人生晚年的年龄。早在十年之前，他就已意识到造化所规诫的得失荣枯之铁律，于是悄然对自己开始了一系列的规劝和调整。我想一个人主动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做顺应天时的调理反映出一种自觉，这无疑是智慧的表现，同时在这个鸢飞戾天的时代能够持守这个选择实乃难能可贵。另一方面，生理方面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创作的具体方式和对象，纵观人类自身的成长变化过程，凝集于人类身上的自然和社会两个极端性特质，总是沿着时间的轴线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缓慢地扩张。终于，我们看到画家手中，工具由细软的毛笔替代了宽整挺阔的油画笔，如同以精准的长矛替换了豪爽的阔斧，轻薄的纸张代替了柔韧的画布，表现的内容上莽莽苍苍的大地转换成了多情多姿的面孔。这组肖像是丁方的近期作品，近4年的时间里他更多的习作都聚焦于这类对人物肖像的描绘，阅读和研究伴随着边走边画的状态持续至今。丁方创作的方向突然由身躯和土地的抽象混合体转向具象的面孔，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令人费解的倒退，仿佛一贯的英雄主义的情结让位于对人性的关注。但若你纵览一下他近几年的研究工作，就不难看出这个题材其实是一种研究式的创作实践。这一组肖像表现了中国西藏、尼泊尔、印度三地人类的面孔，丁方开始使用水墨和纸张对眼见的物象和心中的意象进行抒写。我们在其作品中，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三个地域之中人类面孔的共性和差异。藏区人物肖像的表现用笔沉着，造型严谨，透视人物的视角略带仰视，那些牧民和僧侣看上去具备一种大山一般的稳重气质；对印度人物肖像的表现中却是笔法潦草、挥毫狂放，但那些面孔中深邃的目光并未在这种大写意中简略，而是在反差中得到了强调；尼泊尔人物的肖像中处理加入了世俗生活的气息，笔法细腻，画面生动鲜活。透过这些风格的差异，我们可以领略到在其创作中，人类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应用在其系列肖像作品中已堆积成稳定的结构样式，艺术的手段回归到了载体的本色。

在我眼中，系列肖像类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扩展了传统肖像的记叙、图解人类个体的功能，试图透过对一系列个体面孔的刻画来揭示自然和文化之于人类的影响。人类本身就是一面古怪的镜子，自然和人文的映像复合于其上生成了一付付千差万别但又面面相觑，并似曾相识的面孔。举手投足的姿态、眉高眼低的表情都是人类形态对环境的反应。丁方所记录的面孔类别是几个特殊的族群，他们在宗教、文化和地理上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这批肖像写生的背后，体现出艺术家多年以来对这一广袤地域之内宗教和思想传播路径的研究，同时也隐晦地道出了作为传播载体的思想文化流变的轨迹和状态。

首先是地理因素，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地理气候条件对人类面孔、体格甚至肤色的影响是明显的，这是一个地理条件对人类“形”的塑造概念。地理因素中包括海拔高度、气温变化、湿度以及物产类别等多种条件，是影响人类生长、发育、进化的外参量。例如，根据“汤姆森的鼻子法则”（Thomson's nose rule）,人类的鼻子形状与气温有着密切关联，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年平均气温较低的地区之内的人群，其鼻子的长度相对更长一些。我们看到，丁方所绘中国藏区的牧民、信徒的面孔中就反映出了这一人类学规律。其它面部特征中，牙齿的形状和大小也是对力量选择的适应。在对人类形体研究方面，德国生物学家伯格曼观察到在恒温动物的同一物种中，更小的个体在温暖的气候中更经常见到，而质量更大的动物则在更加寒冷的区域被发现。体重和温度的关系被归纳为伯格曼法则。在川南藏区和西藏生活的原住民的确如此，身材魁伟的汉子比比皆是，和许多表现此方面的摄影作品相比，这种素描式的描绘与刻画更加直接的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了出来。

其次是地理和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联，中国西藏、尼泊尔和印度在地理上的联系仰赖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这座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中缅边境，绵延2500公里的山岳群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陡峭的山势，终年不化的皑皑积雪以及变幻莫测的气候令人心生敬畏，也引发了人类对神秘世界的无穷遐想。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奥义书中关于创世纪的描述，印度教神话中具有可怕破坏力的湿婆都可以辨析出喜马拉雅山的影子。历史上，喜马拉雅山脉奇特的视觉形象和因其高耸壮阔所生成的极端性气候，无论是在山脉的南麓还是北麓都不断的摧毁着人类的意志，由此宗教成为此地人类为之折服的唯一事物。自古以来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等均发端于此地，其中乔达摩.佛陀就出身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迦毗罗卫王国的释迦族（现尼泊尔境内）。英国学者沃德尔在《印度佛教史纲》中曾讲过：“印度民族心理之特别喜爱宗教，并在宗教中获得充分体现甚于其他各国。上至君主，下至农民，不管是哪个种族集团的人，都对神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与感情。世界上各种神学所知悉的教条，很少不是印度各色各样的教派之中的某一教派所持有的”。喜马拉雅山脉一方面成为三个区域间地理上的阻隔，另一方面又因其独特和神秘性促进了彼此的交流。

在他们彼此间的交流中，宗教的意义重大而且深远。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f.c. Wallace)将宗教定义为：“与超自然存在、力量和能力有关的信仰和仪式”。宗教是非经验性的，并被认为无法用正常的方式进行解释，必须被不加任何怀疑地接受。对于聪敏的人类而言，宗教的这一点苛刻要求必须是具备一个接受条件的，而这一个地理片区严酷的自然条件逼迫人解除了疑虑，为人们信仰上的皈依提供了条件。在原始佛教的教义中，释迦牟尼对人生持否定态度，他更关心宗教的救赎问题。这种坚定的信仰改变人心的同时也会外显于人的五官神情，在丁方的这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相对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北麓的中国藏区中人类的面孔更加虔诚和平静。我想这就是行走的体验的重要性，在近几年的会晤中，我反复听到过他强调现场的体验和创作的关系。在丁方看来，对历史的想象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将心灵放逐回历史的原点，此时，空间成为一个寻找时间的线索。

此外，宗教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关注那些定期聚集的信众。这些信徒都赞同相同的一个意义体系，比如业报与轮回的思想就是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核心，拥有广大的信众，尼泊尔、印度和中国的藏区在这个层面上就共属于一个体系。更为重要的是，长久的痴迷会将这种信仰内化。宗教、文化对心灵的约束，对焦虑的宽慰也是一种象，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困惑人类的生死问题做出了解释，使人类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因而变得从容和淡定。对于人类精神状态在其外在形式上的表现，艺术大家是那种具有天赋，敏感而又聪颖的个体。丁方这批作品虽然是面对不同的对象所做的描摹，但其根本性目标却是在绘制一个群体的集体性形象。就像二十世纪德国摄影家赫斯所拍的德意志肖像，他用拍身份证件的方式去描绘一种内在的族群精神。群体的精神气质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理想地适应了他们的世界观所描绘的真实事态。索绪尔曾经说过，符号是任意的，象征是与它所代表的对象有比较稳定的关系。自然符号是指那些已经存在但不一定会被当成符号的东西被当成乐符号，无疑面孔、肤色、体格、衣着这些熟视无睹的事物对于群体精神而言，就是一种自然符号。人类进化的历史包含了对抗自然的过程，他们创造出了诸多的文化符号，但人类终归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自然符号所书写出的才是最接近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