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鸿钧作品

中国不但是花鸟画大国，而且是花鸟画的故乡。西方开始只有静物画，后来在东方的影响下才有了花鸟画。东方各国的花鸟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花鸟画的沾溉。中国花鸟画历史悠久，远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五代北宋初期走向成熟。历来被艳称的“徐黄”两家中的黄氏父子便是工笔重彩花鸟画成熟初期的杰出代表。其后历经宋元，不仅“勾勒设色”一体成为主流，且又出现了以彩色图之的“没骨”和洗尽铅华的“白描”体格。历代擅长各体工笔花鸟画的画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下，在代代相承的艺术实践中，使工笔花鸟画在“应物象形”的基础上形成了三大民族特点与两大优良传统。

三大特点之一是取象单纯化，尽可能地删略环境，突出主体描写，务求花情鸟态极尽精微，既真又美；之二是造意诗情化，追求取意的“超以象外”，往往借助联想与想象，构筑充满感情色彩的诗境，务求“画外有情”，并注入真情实感和高尚情操；之三是表现手段的格律化，运用一定的程式化手法造型、敷色、布局，体现一定的装饰美。三大特点的形成， 在相当程度上与“写生”和“寓兴”两大优良传统密切相关。这里的“写生”并非今天的“对物写生”，而是在追求“似”与“真”的前提下，要求表现对象的生命与特质，使其栩栩如生；“寓兴”就是反对被动地描花绘鸟，强调观察对象时的内心触动，进行创作时完成感兴的寄寓，使作品能够唤起观者类似的生活感受。两大优良传统围绕着一个根本主题，即变现实为艺术。换言之，即变现实美为艺术美，变自然美为社会美与自然美的交融。惟其如此，中国花鸟画才成了可以培养人们高尚情操的高级艺术。

花鸟画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工笔重彩与水墨写意两大体格，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晚于工笔花鸟画。但自从写意花鸟画成为花鸟画主流之后，只是偶有出色的工笔花鸟画家，工而尚意，独出手眼，多数人仅知拾取古人的皮毛，一方面脱离了对生活中花与鸟的观察体味，另一方面只知以前人成法为归依，因此，自清代中叶以后，工笔花鸟画从整体上渐渐失落了两大优良传统，同时在把握三大特点上也出现了衰变。体现这一衰变现象的是“三化”：一曰取象的平扁化， 平板呆滞，杳无生意；二曰造意的象征化，或取谐音，或作图解，全无感受，意境全失；三曰画法的公式化，不问对象，困于成法，千篇一律，了无个性。这种现象在清末发展至极，造成了工笔花鸟画的衰落。

进入20世纪以后，革新中国画成为历史的使命，引进西方写实主义并取法宋人“专精体物”的传统成为大势所趋。虽然相对于人物画、山水画而言，工笔花鸟画革新的步子不能说迈得很大，但毕竟出现了几位振兴工笔画的著名画家：北京的于非闇，江南的陈之佛和巴蜀的张大千。于非闇的“双钩着色”得法于两宋院画，重其形神，坚其骨法，浓其色泽，恢复了花鸟画的生气，形成了浓丽、洗炼的装饰风格。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也以“双钩着色”为主，可能受到了日本绘画的影响，兼得元代钱舜举“疏淡含精匀”画风的启示，追求宋骨元韵，不求力强色浓，却得画外韵味，创造出宁静淡雅而抒情的风格。张大千则善于集古人之大成，花鸟灵秀多姿，自成一体。于非闇与张大千又携手培养出田世光、俞致贞等名家。以上名家在工笔花鸟画发展中振衰除弊，继承了古代的两大优良传统，力挽清末的颓风，为工笔花鸟画的进一步飞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改革开放后的30年，工笔花鸟画获得了空前发展，一批引人瞩目的中年画家崛起画坛。他们大多在青年时期分别从学于上述师辈诸家，并且在美术院校中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写实主义训练。经过“文革”的10年风雨，他们步入中年，由于视野的开拓，思想的解放， 探索的精诚和实践的苦功，渐渐地在工笔花鸟画领域拓展了画境，刷新了画风，丰富了技法，以多姿多彩、各擅其长而又不同于师辈的风貌，掀开了近现代中国工笔花鸟画史的新篇章。曾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画室主任、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副会长的金鸿钧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金鸿钧姓爱新觉罗，系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五子多铎的十二世孙，是担任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常务理事的满族著名画家。

金鸿钧是我的学长，我还在美术史系读“大二”的时候，他就已从中国画系毕业了。1961年，美术院校采纳潘天寿先生的建议，分科培养中国画人才，金鸿钧则是分科教学后第一届花鸟科的优秀毕业生，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早在花鸟画创新上取得辉煌成绩的优秀画家。他为人诚朴实在，作画严谨认真，精心继承传统，大胆锐意创新。四十多年来，他的花鸟画不断吸取生活中的源头活水，把古代优良传统和近代写实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山水画和花鸟画结合起来，把吸取西方视觉观念和中国画的意境结合起来，把融会古今技法和探索新技法结合起来，以深厚的笔墨功力、准确生动的花鸟造型、如临其境的视觉张力、诗情洋溢的意境境界和丰富多彩的技法，刷新了传统工笔花鸟画的面貌，为中国画花鸟画的承前启后走向现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金鸿钧在童年时代受家庭影响，写书法，唱京戏，重视传统文化。初中在启蒙老师郑宗鋆的引导下练习素描、速写并进行创作。与同辈工笔花鸟画家相比，金鸿钧在学院中接受现代美术教育的时间最长，始而在中央美院附中修业四年，继之又进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学习五载。在从学的九个寒暑之中，深受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影响，亲聆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和郭味蕖的教诲，既受到来自西方的素描、色彩、解剖、透视的训练，掌握了高强的造型能力，又练就了中国画白描写生、临摹和创作的本领，理解了工笔花鸟画的装饰美。他不仅学习工笔，同时也学习写意；不但画花鸟，也画人物和山水，直到升入本科高年级之后，才随着中国画教学的分科而师从田世光与俞致贞，专攻工笔花鸟画。

从中央美院毕业后，他一度执教于美院附中。教学的需要，使他的画路较宽，“文革”前曾致力于人物画与山水画的创作。他的从学经历与创作历程，一方面为他在工笔花鸟画的开拓上打下了广泛而坚实的根底，另一方面也为他在重视“写生”与“寓兴”优良传统的同时，把写实观念与装饰意味融合为一，并积极吸收域外画法创造了条件。经过十余年专注而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形成了比前辈工笔花鸟画家更为写实、更为靓丽、更为大气，也更为繁茂的新风格。形真、境阔、意新，歌颂旺盛的生命力量，赞美拼搏奋斗的精神，可以说是其工笔花鸟画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