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暧昧和模棱两可经常体现在：它在摧毁一个又一个神话、乌托邦和幻像的同时又不断地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神话、乌托邦和幻像。现实和虚构经常狡诈地交织、纠结在一起。本文将考察一个现代性的中心幻像：生物恐怖（bioterror）的幻像。它是一个幻像，一个虚构的恐惧，它却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大脑意识中，它四处游走，到处传染，构建现实，生产意义，形成全球战略，发挥全球效能。关于这一幻像的最新历史将被视作一个话语事件，通过对这一话语事件的分析，以期能构建一个“话语生态学”的样本。

瑞士历史学家菲利普萨拉信（Philipp Sarasin）注意到了9.11事件后几个不寻常的现象：在两架被劫持客机撞上纽约世贸大厦仅仅几分钟后，一只22人组成的纽约国民卫队就抵达现场用生化探测仪侦测有无生化物质释放，与此同时美国空军的歼击机却都停在地面不动。9月11日早上，白宫的工作人员（包括总统布什）都服用了大剂量的炭疽抗生素Cipro（白宫2002年7月证实了这一报导）。9.11之后的一星期，美国的几大媒体和一些参众议员的办公室收到了含有致命的炭疽霉菌的信件，导致22人感染，5人死亡。与之相伴，几千封恶作剧式的、被婴儿爽身粉填充的、伪造的”炭疽信件”在美国制造着虚惊和恐慌。媒体大量报导了这一系列事件，穿着高科技防化服、全身密闭的专业人士进行消毒、处理工作的图像经由各类媒体传播，在接受这些图像的世界公众中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想像共同体。9.11的恐怖袭击在某种程度上转型为“生物恐怖”。萨拉信注意到：至迟从9.11后，“生物恐怖”成了一个话语热区，恐怖主义转型为生物恐怖并感染了全球的政治话语。炭疽成为对西方威胁的象征。萨拉信将从9.11直到2003年3月美军入侵伊拉克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话语事件，在他倍受注意的《“炭疽”——作为幻像的生物恐怖》一书中，他为我们勾勒出了生物恐怖这一话语是如何达致它的全球性效能的，美军通向巴格达之路是如何铸就的。

炭疽具备高度传染性并且致命，“炭疽”这个能指同样具备高度传染性。在萨拉信看来，“炭疽”提供了一个运动的能指如何构建社会现实的绝好例子。拉康和德里达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进一步极端化了，在索绪尔那里仍然稳定的能值和所指的相互关系被摒弃了，意义不再是对一个既有的、本来的所指的表达，相反意义是在能指的隐喻性（metaphorical）和换喻性(metonymical)的相互指称中才被生产出的。能指要等待变换的所指来填充。意义只是能指造成的效应。

“炭疽”这一能指自然可以指称“炭疽”这种细菌，它也可以指称由其引发的疾病。9.11之后“炭疽”越来越指称那个可能的生物恐怖袭击者，比如塔利班或阿尔卡伊达。更重要的是，“炭疽”被另两个能指所补充和代替了：“生物恐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个能指至迟90年代就出现了，但只是局限于特定圈子内，并带有浓重的修辞意味。正是“生物恐怖”作为“炭疽”的隐喻性导出使得恐怖主义不仅与生物、而且不折不扣地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系在一起。至此一个具备高度动能的能指链形成了，这两个能指结合在一起并取代了“炭疽”。美国求之不得的、恐怖主义与生化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可能的、但却得不到经验佐证的联系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无论如何，能指的功能不在于描摹既有的现实，而在于在特定的话语框架和指称关系内作为模式、概念和范畴生产可被认知的社会现实。这个新形成的能指链之所以能发挥全球性战略效能，恰恰在于恐怖主义和生化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的可能联系自始至终没有得到经验的证明。这并不妨碍半数的美国人相信：萨达姆侯赛因要为9.11恐怖袭击负责，并且可能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美国的安全（2003年1月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在生物恐怖话语走出特定的圈子进入广泛公众的过程中，大众文化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伴随苏联的解体，美国的情报、安全部门开始担忧前苏联的生化武器及其专家的扩散和流失。发达的大众文化工业制造着与此相关的文本，图像，防御指南。一个生物恐怖的现代场景逐渐在公众意识中成形。抵御生化袭击的电子游戏，描述生物恐怖主义的畅销小说、电影层出不穷。此类文本往往有意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书中的许多细节都来自第一手资料，符合科学实际及地缘政治的现实，书后甚至附带相关的生物化学专业词汇表，在描述基因技术生产致命病毒的可能性时又有意地误导读者。一本著名的名为《眼镜蛇行动》（The Cobra Event）的畅销小说描述一种可怕的病毒在纽约肆虐，感染者会开始自残，咬食自己的身体直至死亡。小说的主人公，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女医生很快发现此种病毒是被一个恐怖分子团体制造和故意散播的。恐怖分子从伊拉克获得病毒，生产病毒的“邪恶博士”们来自前苏联解体后失业的军方人员。女医生清楚地知道恐怖分子得逞的严重后果，她会同警察、情报人员和同事们弄清了病毒生产、散播的全过程并成功阻止了两枚装满此种病毒的“脏弹”在纽约地铁爆炸。事后的消毒似乎杀死了所有病毒，小说的最后一页，这一病毒又出现了，它寄生在一只老鼠上潜入了城市的下水道。作者声称他所有的相关信息都来自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及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写作时他还就相关问题咨询过资深的生物学家、医学家。这些不可检验的所谓真实性并不妨碍此书的畅销热卖，作者频繁参加各式脱口秀的对谈，甚至参与参议院有关国家安全的听证会。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是本书的热心读者，他甚至推荐他的幕僚和下属阅读此书。在此意义上克林顿是生物恐怖话语的“超级传播者”（super spreader）。

为什么是某种微生物、细菌、病毒、炭疽，而不是某种毒药、爆炸物、刺刀、匕首？为什么生物恐怖对西方公众如此富有诱惑、如此让人神往？为什么西方如此相信这样的恐怖，以致它成为入侵伊拉克的立论基础并发挥如此巨大的全球性效能呢？萨拉信认为有必要深入到生物恐怖话语的起点，重构它的谱系，这一话语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的幻像核心，它与长久以来深植于西方传统的想像情结以及与之相连的认知评判结构不谋而合。

在西方的想像世界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与自我认同相对应的他者情结，这一他者情结常常就是种族主义的，尽管这一事实在现今的所谓多元文化的西方社会不得不被否认。在西方历史上犹太人自古以来就是不折不扣的他者化身。在古代和中世纪他们经常被指责为阴谋家，对异教徒下毒，故意传播鼠疫。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常常推断其幕后指使者是阿拉伯人。19世纪各种传染病被泛泛地想象成来自“东方”，印度次大陆或者亚细亚，并且这些来自东方的疾病往往和东方的生活方式具有关联。早期的细菌学话语中，导致疾病的微生物侵入人的身体和微生物的携带者的入境被联系起来，病菌和带菌者被混为一谈，拟人化的隐喻甚至出现在专业的医学文献中：细菌如同犹太人、斯拉夫人、苏丹人一样潜入进来。与此同时战争的语义学以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模式在细菌学话语中被广泛运用。细菌是外来入侵的“敌人”，抵抗细菌最好的办法是在体外消毒，以消灭它。

这样一个战斗式的、敌我式的、将病菌携带者和病菌本身混为一谈的细菌学话语注定要超越细菌学的范围，它将形塑世界观并引导行动。20世纪几乎所有强有力的政治话语都受到了它的感染：革命或者国家被想象为躯体，敌人被贬低为“细菌”，“寄生虫”，“害虫”，必须被消灭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煤气室、苏联的“大清洗”是此类话语付诸实践的极致。并非巧合，布什在2002年10月雄辩地讲到：“美国和世界绝不允许被伊拉克独裁者用毒药、疾病、毒气和核武器威胁。”至此，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策事实上已经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