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生物恐怖的话语，从90年代的专家小圈子中走出，成长、壮大，并最终发挥了全球性的政治效能。它何以如此强大，这里试图给出一个“话语生态学”（diskursive Oekologie）的分析。一个话语的生命力取决于三个层面的依赖性：

1） 话语内的依赖性（intradiskursive Dependenzen）：这里其决定性作用的是话语内的规则，它以概念、模式、范畴规范合规的言说、文本等，比如生物恐怖、感染、侵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只有由上述概念、模式、范畴组织的话语才是合乎话语规则的话语，反之则被排除在该话语之外。

2） 话语间的依赖性（interdiskursive Dependenzen）：指一个话语和其他话语间的关系，它不仅包括不同话语间的界限和竞争关系，还包括各话语间的相互补充、合作、共谋和指证关系。一个话语会生成、壮大、死亡，新的话语会协助、逼迫、挤压和代替旧的话语，它们之间还会无法预计地重新排列组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不同话语间起联系和传递作用的话语因素，尤其是在一定时期内在多个不同话语中出现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着一个话语的显明性及效应。我们看到，生物恐怖话语内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大量地在其它话语中出现：被想象为身体的城市或国家；与自我对应的他者（外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战争式的语义学。更近一步，这些因素还合法地进入了强有力的科学话语（如细菌学、免疫学等）和政治话语。敌人是看不见的，从外悄悄侵入的、非自身身体的、他者的、外来的，是病菌或微生物，只能和必须在体外消灭掉。所有上述因素都具备隐喻性、象征性和幻像性，并且大量出现在其它话语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现代性的中心幻像：生物恐怖的幻像。

3） 话语外的依赖性（extradiskursive Dependenzen）:一个话语的存活还依赖非话语的外部环境、物体、事件等。对生物恐怖话语而言，9.11事件的发生，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媒体传播，真实的和恶作剧式的“炭疽信件”等都是重要的话语外依赖因素。

所有这些话语和非话语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场所，在此社会现实被构建，意义被生产。意义不再是作者的意识或本意的表达，不存在一个话语外的意义。作者虽然仍然是意义的生产者，但他始终被“囚”在一定的话语和语言的网络中，他只能说出不同的话语因素组合、话语规则以及语义组合所允许他所说的。各类作者所生产的意义始终多过他的本意，作者无法完全控制不同语言材料生产意义的可能性，并不存在那个已经在场的本意或某个深藏其中的微言大义，文本表面的主题只是服务于，将此文本归入这个或那个话语。文本是多义的，话语才创造出一定的意义秩序。罗兰巴特所言的“作者已死”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的。所以，在关于生物恐怖的话语分析中，《眼镜蛇行动》作者的本意并不重要，无论他是要耸人听闻，制造轰动，还是要影响政治，或者完全虚构，纯属娱乐。他都无法对文本最后的意义效应负起责任。他和克林顿、布什、五角大楼的官员、情报部门的专家以及成千恶作剧式的“炭疽信件”的作者共同行使了一个“作者的功能”。

作为幻像，作为话语，生物恐怖是如此强大。西方对它如此着迷，如此神往。那么谁害怕生物恐怖呢？答案只能是：所有人。可是这个平白但无可辩驳的真相却可能遮蔽了生物恐怖话语的政治维度。通过对福柯的阅读萨拉信在此给出了一个考量。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了纪律管制的问题：在一个高扬个人自由旗帜的市民社会，国家是如何贯彻纪律并迫使它的公民有纪律的行动？纪律化的措施从哪里开始施行？福柯认为现代规训社会的源头是17世纪欧洲各城市当局为防御瘟疫而施行的检疫隔离（quarataine）。这是一个没有漏洞的控制体系，所有的边界、过渡、活动都被控制，市民被要求在自己家中，不得外出。这是一个整全的纪律监控模式。瘟疫在此成为秩序的反面，一个混乱（无秩序）的“节日”，如同17世纪的滑稽文学所梦想的那般。在这个节日里，在这个无序的狂欢中，法律和禁止被取消，身体被无尊严的挤混在一起，面具被摘掉，身份认同被丢掉。为了对抗这种秩序的崩溃当局“梦想”纪律，一个关于纪律的“政治梦想”。福柯所言的城市并不是一个真正爆发瘟疫的城市，而是一个处于完全被治理状态的城市或社会的乌托邦，对它而言瘟疫是值得期待的，瘟疫是对纪律化权力理想运用的排练。治理者们梦想一个瘟疫状态，以使纪律化的权力完美运行，如同现代早期的政治哲学家们梦想自然状态一样。在纪律措施的背后隐藏着对“感染”的恐惧；对瘟疫的恐惧；对起义的恐惧；对犯罪的恐惧；对流浪汉的恐惧；对被遗弃者的恐惧；对无秩序地出现、消失、生存和死亡的人的恐惧。这里重要的并不是真实的传染病，而是一个被梦想和期待的瘟疫状态。在这一点上我们所生活的“生物恐怖”时代和17、18世纪并无本质差异。我们现今的社会无疑已经不是边鈊式的全景监控的纪律社会，我们的后现代社会更多地建立在弹性的自我治理基础上。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还需要一个对瘟疫的梦想吗？需要一个关于“感染”和生物恐怖的幻像吗？让个人因为对感染的恐惧和监控的必要性而自我纪律化、自我设限和自我约束吗？尤其是当我们置身与如今这个高度全球化的社会，各种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在边界游走，感染成为全球化的中心隐喻时。这样看来，所有人都对生物恐怖存有恐惧显得过于浅薄直白，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背后难道没有一种欲望吗？一个近乎无耻的对“感染”的欲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消灭病毒及微生物的快感和享受吗？

9.11、那些真实的和恶作剧式的“炭疽信件”、好莱坞电影、畅销小说、公众对某些微生物的恐惧等等，所有这些共同铺就了美军通往巴格达之路，现实和虚构胶结在一起，幻像构建了社会现实，我们似乎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我们还走在启蒙的道路上吗，在我们这个如此“现代”的现代社会？幻像本是启蒙理性扫除的对象，如今却成为某种国家理性或可治理性的基础。康德在著名的《什么是启蒙？》里呼吁：个人要有勇气（sapere aude）,运用自己的理性，自我思考，走出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启蒙了的现代主体应该摆脱各种传统、权威和意见，应该自治，运用自己的理性生活。康德写道：“不成熟是如此的舒服，如果我有一本书，它给我理智，一个牧师，它给我良心，一个医生，它替我评判食谱。我完全不需要自己费心。”但是一个现代启蒙语境下的个体如何能够思考和求知却不阅读？这里有一个启蒙现代性的基本矛盾。过去和最近的历史都告诉我们，那个一度臆想自己摆脱了一切宣教和教唆的个人是多么紧密地和各种知识和权力机构的代理人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分开。那个自由、自治的主体——乃至它的身体，良心和思想——是多么强烈地才被各种话语和实践所建构，是它们才刚刚教会这个骄傲的主体把自身的事业接过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