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连锁突变

从未来视野回望，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人类共同命运问题伴随着深层危机一同浮现。作为人类巨变序幕的现代化，正跃进到全球一体化的阶段，并逼近人类生存的临界值。这一过程是以突变的形式开启的，其持续推动则表现为一种连锁突变。

现代世界的出现对于所有古典社会来说，都意味着秩序的打破、结构的重组、心态的转变、价值的颠覆，这是全方位的断裂。自16世纪开始，现代巨变就在持续酝酿之中，历史条件（经济、政治、科技、观念）积聚到19世纪，突变达到高潮并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遵从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④ 

西方社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重大突变进行勘察：西美尔揭示出作为现代性之产物和象征的现代都市生活和精神上的特点——紧张、刺激、瞬间性以及冷漠、功利、疏离，与前现代的稳定、缓慢、习以为常区别开来⑤，并以货币经济来分析经济现代性，正是货币使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得以启动⑥；同样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化的韦伯，在看到现代科技之基础作用的同时，更从文化精神上联系到新教伦理的理性（禁欲主义和计划性），这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关键环节——理性化的“祛魅”，既消除了世界的神秘和迷信，又杜绝感官的欲求和冲动，把现代社会锻造成理性化的牢笼而迥异于古代世界⑦；桑巴特从消费的角度考察了奢侈之风的兴起、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及与之伴随的工业市场、商贸活动乃至政治结构，这与古代向现代的世俗化转换是同步的⑧；舍勒侧重人心秩序的转型，判定现代性就是价值的颠覆，本能的欲望和冲动对传统的精神理念构成挑战和威胁⑨。吉登斯的考察围绕着现代制度而展开，针对人类史上这次最为深刻、全面的断裂和突变，指出其严重性和特征所在：就其动力、就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然而，它们不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⑩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11)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结构，西方社会学者有过不同的观察和表述(12)。不过诚如特洛尔奇的考察所表明的，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具有起源性关联，近代就是古代与现代之连续性的体现，古代世界以一统性为特征，这种一统性在近代开始分化，并愈益加剧直至破裂而转变为现代世界(13)。从近代的分化来联结古代的一统和现代的破裂，其间确实具有某种连续性，但这种一统性之分化的漫长过程到17、18世纪突然加速，19世纪以后一直处于持续的剧变高潮，现代世界就以从此前的社会结构、生活品质中突变和与之断裂的方式表现出来。吉登斯肯定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延续性，紧接着指出：“但是，过去三至四个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以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14)这确是人类史上的一次空前裂变和飞跃，其所影响的深度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广度和规模上，则从原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蔓延扩散，形成世界范围的连锁突变现象。

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以不同的标准可以总结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尤其从先发国家的经验中抽取出了被认为是标准范型的现代性模式，但是现代事件在世界范围内连锁突变式的扩张，却涵盖了所有的发展道路，这是总括了先发与后发经验的现代事件本身的程序与机制。以英国为原发点，现代化浪潮依次席卷欧洲大陆、美国、日本、印度、中国……形成一种连锁突变的巨大态势。艾恺指出现代化本身具有侵略能力，在其面前最有效的自卫就是尽快实现现代化(15)。本身就富于侵略性和传递性、扩散效应和示范压力的现代化进程，能够持久鼓动起一波又一波后续的现代化突变和扩散，而其动力和先进性就体现于制度上的不断突破和持续创新，并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构成愈益暴涨的空前突变。在超大时空尺度和最为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迄今为止正在演进中的这场涵盖原发与继发、规模空前的“突变”作为现代性研究的本体，这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现代化过程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转折意义及在未来景观中的序幕地位。“突变本体论”整体地看待现代事件，整体地看待过去、现在、未来的突变加速过程，这同时既是对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超越，也是对冲击—回应论及与之相反的内源说的超越。  

（四）原发现代性与继发现代性

将关注重心调整为面向整个现代事件本身，可以减小原发现代性和继发现代性的落差而趋于等值，从而超越原发与继发、这一区域与那一区域的局部判分，而更为本质地把握整个现代事件、现代现象的深层结构和运作机制。从现代事件的角度来讲，所谓原发即指现代突变的开始（地域、时间、进程），这当然是比较宽泛的说法，事实上其中的演变环节、各因素所起作用及与相关地域的互动都是非常复杂的。使用“原发—继发”这组范畴来概括现代性突变的基本结构，既是突出原发结构基本特征的重要性以及原发与继发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相似度、连续性，同时也能够突出继发与原发的不同。

贯穿于现代化的原发国家与继发国家的根本特点，就是全方位的突变和转型，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根本诉求，要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转入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在大致趋同的现代化总方向之下，原发地与继发地、各继发地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固然是现代性植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对原发标准的偏离甚至背离，但合乎现代化大趋向的变异，本身就可视为一种新的发展和创造，是现代性演进之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体现，更表征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原创性和生命力。

概略地看，现代性可以分为客观的社会—制度和主观的观念—意识这两大层面。卡林内斯库区分了两种现代性：作为科技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之产物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性(16)，倾向于批判、拒斥和否定资产阶级的审美的现代性。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层面与观念—意识层面，与卡林内斯库的两种现代性之区别有些类似，但又超出了其所指涉的原发现代性的范围，而同样适用于继发现代性。

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包括支撑社会运转的理性化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行政管理、权力分配、公共机制等，这些都是工具理性本身的要求。在不同于制度安排的层面上，现代性又是一种精神气质和观念意识，其主题词是主体、个性、理性、自由、批判、反思及启蒙精神、科学态度。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的出现，是现代现象中的关键事件，与之相关的不仅有理性、意识，还有感觉、欲望、潜意识，在现代性的推进和深化过程中，后一方面越来越挣脱前一方面的束缚，使现代现象的突变和碎裂愈益加剧。

社会—制度与观念—意识两大层面作为现代性的内在机制，是一种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关系。观念意识既反映着制度和秩序，反过来又有力地参与着对制度安排和秩序调适的塑造。在任一地域内这两大层面都客观存在，共同构成现代现象的整体结构，成为这一结构体内部的社会结构（制度、组织）和人心结构（价值、观念）两大方面。区别于同一地域内部两大层面之间的纵向互动，不同地域之间则是一种横向传递的关系。纵向互动指向现代结构的内部维度，横向传递则指向现代结构的不同类型、不同性质，进而有自生性与植入性的区分。自生性（或原生性）就是内源性，这种现代性主要源于其传统内部各因素的合力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并随之发生突变。植入性（或次生性）的现代性在来源上具有外源性，是学习、追随、模仿的结果；在动力上具有外迫性，始于失败或殖民而有亡国灭种的压力，并为着救亡的迫切需要而展开(17)。自生性与植入性两种类型可以对应于原发现代性与继发现代性。在横向的传递与移植过程中，原发地的社会—制度与观念—意识两大纵向互动层面有可能同步移植过来发生变异，并与继发地的两大纵向互动层面形成纠结混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