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这一段进入阿Q内心独白的心理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他正在经历的那场革命起先还是保持了应有的警惕。正如他对历史命题的反思最后只剩下了“穷人要革命，富人要保守”一样，发财致富成为后朝对前朝取而代之的革命动力，在鲁迅看来是一种历史的恶性循环。文学革命并没有逃脱这个循环，只不过是巧立了一个新文化的名目，实质上仍是“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的造反思想之于现代的翻版。这，是鲁迅认识的深刻，也是他理解的绝望。

1925年，一个寂静的夜晚，鲁迅依着昏暗的灯光，写下了如下的字句：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4]

这段晦涩不堪的内心告白，吐露了鲁迅那种深不可测的绝望。此时，已是新文化运动初战告捷之后，借用鲁迅的话说是“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15]而曾经战斗在同一条战壕里的革命志士们，却在这期间开始陆续分道扬镳，有的人，如陈独秀成了新党的政治领袖，而有的人，如胡适回到了整理国故的学术研究。这让孤独的鲁迅复归于先前的绝望，尤其是此前他的手足兄弟周作人与他反目，更使他倍感人生虚妄……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揣测鲁迅那一时期的心理变化，但自此以后，鲁迅很少再著小说，而改成了更为犀利的杂文写作，并且语言越来越冷酷倒是事实。我由此想，是不是因为对社会历史，对人生百态更深的绝望，才使鲁迅变得毫不留情起来，不仅只是攻击先前的旧党，而且还要攻击现在的青年[16]，真正成了“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斗士呢?答案并不难找，其实就隐伏在鲁迅后来那些充满肃杀之气的言辞之中。且让我随便来引用一二吧。

1925年底，鲁迅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7]一文，明确提出今后必须“改换”斗争的“态度和方法”，实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直道”，痛打落水狗。1926年，他作《学界的三魂》[18]一文，重申了对敌斗争决不宽恕手软的严正立场。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正是顺着这样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肃杀逻辑，鲁迅后来的文章越来越怒不可遏，发展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步，而他的言辞也越来越辛辣刻薄，让所有斯文一扫而光。我还查阅到另外一篇鲁迅作于1926年的文章《旧事重提之三》，在那篇文章中，鲁迅抨击了守旧派反对新文化、维护旧文化的罪行，他说：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世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19]

这就是我看到古文已经死掉后，白话文还在改革道路上鲁迅注入的新语式。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又是多么熟悉的语言方式呀，它像幽灵一样弥漫在鲁迅身后，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激起无数的阶级仇恨，最终将那“万恶的旧社会砸得个稀烂粉碎。”

1940年，也就是鲁迅逝世四年之后，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总结了鲁迅的价值，给予过鲁迅如下概括：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

毛泽东的声音是最后的一锤定音，他把鲁迅定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上，从此将多元的新文化探索纳入到一元的革命语境，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民为之响应的阶级斗争新语体。以后发生的历史我们已经有目共睹了，市面上除了“毛选”和鲁迅的杂文可以通行，其他声言都被编进另册，落入了阶级斗争的冷宫。于是，这才有了“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了“火烧”、“踏平”、“打倒”、“横扫”、“炮轰”、“油煎”，甚至“千刀万剐”等等之类粗暴言辞的大肆横行。由此，我看到了一种新的“文革语式”，也看到了“善因”与“恶果”之悖论的一次大轮回。如果我们顺着先前梳理的那个发展脉络，不难找到它的源头，从根本上还是得力于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钱玄同，尤其是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及其语言传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传统存在，革命获得了正义的合法性，而这样一种合法性，又从“灾难深重”的社会底层助长了血腥与暴力的无限蔓延。于是，所有旧人都成了打倒的对象，所有新人都成了嗜血的暴民。至此，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越过时间的屏障，再也避免不了在神州大地上重演起来……

1976年，毛泽东与世长辞，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社会上层在经历了短暂的权力之争后，邓小平终于复出，并以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另一个时代的阀门。人们习惯于把这个时代称之为“新时期”。所谓 “新时期”，是对应于“文革”而言的，新首先是新在思想上放弃“文革”的“凡是” [21]主义，由此动摇了“文革”的斗争基础，诱发过一场有关“真理” [22]的大讨论;其次是在观念上重新认识“文革”，从中拉开一道反思的帷幕，也直接推导出了“伤痕文学” [23]的出现。但真正与“文革”一刀两断，彻底决裂的还不是这些由主流媒体释放出来的声音，而是从更为隐蔽的灵魂深处喷吐出来的那种超越之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朦胧诗” [24]的崛起。我至今还能充满激情地背诵北岛发表在1978年的《回答》那首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25]

北岛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作为“新时期”最为响亮的第一声强音，不仅以他反叛的身姿剥去了“文革”的阴影，更为重要是他那理性建构的思想抒发，于“文革”的废墟之上重新寻找到清澈的汉语之源，给“新时期”奠定了一个崇高的精神坐标与语言基础。

历史就是从这里翻开了春暖花开的一页。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即是在这样一个崇高背景下的全民充电，而更多的知识人将目光投向西方哲学，从中吸收思想能量与精神营养，亦是于“峡谷文化” [26]之下对自我意识的一种理性救赎。于是，“美学译文丛书” [27]诞生了，“走向未来丛书” [28]也诞生了……随着越来越多外来思想的引入，中国人的自由与民主意识被更深层次地打开了，由此对历史，对人，乃至对文化的反思进入到更高的理性层次，不仅孕育出了李泽厚的历史“积淀说” [29]，也孕育出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 [30]、“文学主体论” [31]和“国魂反省论” [32]，更孕育出了刘小枫的“诗化哲学”[33]。新一代中国知识人顺着这样一个由反省到超越的思想启蒙逻辑，本可以重建起一个通天的精神大厦与多彩的语言世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却拦腰相斩，折断了这个秩序重建的逻辑，将理性的起点与崇高的愿望再次毁于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