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 记者 徐汇 摄

作品《失忆与记忆7号》

“当你的画卖100美元时心里很踏实；等卖到100万美元时，却很麻木，甚至有一点点惊慌。”张晓刚曾经这样说。他记得，自己第一张画卖了100美元时，那是实实在在的高兴；当被别人认为值100万美元时，他觉得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这幅卖到100万美元的作品，他当时拿到了大概5000美元。他更看重的，还是别人说他的画很好。

他是个善于自我反省的人，而正是这种反省给了他冷静的头脑，使得他在德国之行被打击之后绝地逢生，亦在作品被拍出天价之后，反而更多地思考关于艺术本质的问题。

在各种声音之中，他保持自己的态度，清晰得近乎冷漠。

“你越拒绝前卫，别人越认为你很前卫！”这是张晓刚的困惑，也是很多前卫派艺术家的困惑。作为中国当代画坛最炙手可热的画家，张晓刚不认为自己的艺术很前卫，相反他一直在往回看，一心想要退出前卫，但他的这种艺术态度却成为一种前卫。

在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落地窗边的沙发上，听着咖啡吧幽雅的轻音乐，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流，静谧与喧闹、繁华与纯净，尽在转念之间。记者与张晓刚的采访就约在这里，由于此前已经在各种媒介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因此当他迎面向我们走来时，我们立刻认出了他，沉稳、内敛甚至略显质朴，没有一丝前卫的影子。

“绝望”的表现主义之旅

虽然被视为中国当代前卫油画“四大金刚”之一，但张晓刚并不认为自己前卫。与同龄人的经历类似，出生于“大跃进”时期的张晓刚，“文革”时父母被隔离审查、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随后考入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77级。与同批次的画家相比，张晓刚属于“大器晚成型”，无论在大学期间还是毕业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他的艺术经历都颇为坎坷。直到1992年，一次欧洲之旅，开启了他艺术与人生一道崭新的大门。

1992年，是张晓刚艺术生涯中一道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他终于如愿前往德国与表现主义进行了一次最为亲密的接触，但这次接触却促使他与钟爱的表现主义分道扬镳。在德国的3个月时间里，张晓刚每天看画廊、看博物馆，他拍了1000多张片子，这种狂轰滥炸似的浸染在带给他冲击的同时使他感到了绝望。“我记得在德国看小孩画画，随便画几笔都是表现主义的东西，这时我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东西，他们民族的根里就有这个东西，就像中国的书法和水墨一样。”

这次表现主义之旅改变了张晓刚的艺术观。在1992年之前，张晓刚一直是表现主义的忠实“粉丝”。“表现主义是德国艺术的精华，到德国去一直是我的理想。”从大学时代起，表现主义一直都是他喜爱的艺术形式，虽然后来也曾经喜欢过超现实主义等艺术形式，但他一直保持着对表现主义的热爱。但这次的德国之旅却使他意识到，表现主义并不属于自己，“不是我不喜欢表现主义，而是我看了表现主义的原作之后，我开始知道我是谁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与表现主义面对面使张晓刚一下子找回了自我，但这种感觉使他既兴奋又痛苦。当一个人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并不是原来认为的那个自己时，他首先会感觉到兴奋，之后又会觉得痛苦，那时的张晓刚就是这种感觉。“当你意识到你不是你原来认为的那个人时，你应该是谁呢？应该怎么办呢？非常茫然。”这种痛苦的感觉让他感到绝望，他觉得自己永远画不出那么好的表现主义的作品。

但正是这种绝望感成就了他——使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一直喜欢的表现主义。“我当时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就是将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现代艺术相结合，一条是回到中国的传统。这两条路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大的戏。我很本能地去想，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去寻找什么样的资源。”最后他发现，他的资源既不是西方艺术，也不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而是中国当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次“绝望的”出国经历，带来了张晓刚后来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绝望的感觉为大家带来后来的那些作品，如果是一种愉悦的感觉，丰富了我的学养，回来继续工作的话，我觉得画不出‘大家庭’那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