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还是人格侮辱

在范曾因对号入座大怒之后，文汇报社表示，范曾也可投稿辩论，但并未有回音。

范曾的代理人表示，郭、谢与文汇报社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随意贬损范曾的名誉并侮辱其人格，已构成了对其名誉权的严重侵害，并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主要是社会评价的降低，这一点可以从网友评论中看出。

文汇报社的代理人之一张移反驳道，范曾的社会评价并没有降低。

在郭庆祥发表批评文章之后，2010年11月22日举行的中国嘉德《诗画辞章———范曾精品集珍》范曾书画专场拍卖会上，范曾的作品均以高于评估价拍出，无一流拍。其中，《竹林七贤》的估价在人民币320万元到520万元之间，但最后拍出了1568万元的高价。当晚共推出范曾的画作40件，总成交价逾8000万元。

另一个证明是，2010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成立，范曾受聘为院长。

被告方的代理人表示，以上说明范曾的社会评价不降反升。

郭庆祥的代理人表示，郭文中有部分批评范曾的内容引用了批评家王九川的文章《范曾的病态书法与泛大师情结》。“王九川的文章是点名批评范曾的，就算要起诉，也应该先起诉王九川。”他说。

同时，郭、谢及文汇报社称，郭文《艺术家要凭作品说话》和谢文《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均属正常的文艺批评范畴，或许语言较为犀利尖刻，但是反映了艺术界的浮躁现象。

富敏荣向法庭介绍，《文汇报》鉴藏专刊争鸣栏目是一个艺术评论栏目，是各种艺术观点的争论平台，稿件文风激烈。事实上，在范曾因对号入座大怒之后，文汇报社表示，范曾也可投稿辩论，但并未有回音。

“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而非动辄追究。”富敏荣说，“公众人物从知名度中获得利益，就应当对不利的评论予以容忍。”

被告方代理人以韩寒批评电影《战国》为例，说明郭、谢的文章是正常的文艺批评。2011年4月21日，韩寒在博客上发表一篇名为《爱的代价》的博文，公开批评《战国》是本月最差影片，“虽然《战国》中的每一个大牌演员拿的片酬都高过了自己的市场价，现在看来，其中的一大部分原来是精神损失费”。

据报道，《战国》的导演金琛是韩寒作品《三重门》的拍摄者，他表示欢迎韩寒的批评：“有批评是好事，这部影片的确有欠缺的地方，欢迎这样的文艺批评！”

谢春彦在文章中说：“以卖得火，吹得火，势得牛的范三官人为例那种仗势霸气，硬而实软，华而不实，稀缺内养，呆板颟顸的笔致，貌似清雅的俗绿恶青，掺了些墨抑或石绿的冷赭肤色，手与足的结构亦并不合理协调的搭配，哪里还有什么好灵魂在耶……你还能要求会背一点《离骚》就急着要在大众面前显摆小花腔的丹青客，讲什么灵魂、礼仪、风骨、雅洁呢……没有好的干净的灵魂便做不出好的笔墨……”

富敏荣称，谢春彦的文章所指的是范曾的笔法、色彩、人物结构而不是指其人格。但范曾的代理人坚持认为，这些侮辱性的语言，给范曾造成了精神损害，侵犯了范曾的名誉权。

“艺术家应该有承受批评的雅量。”谢春彦的代理人钟楠说。

郭庆祥表示，文章针对的是范曾作品的评论，所举事例或是自己亲身经历，或者其他专家的客观评述，没有捏造事实；文章中也没有点名，表明他丝毫没有故意降低对范曾个人评价的动机，文章也没有涉及任何个人隐私。

对于这起名人名誉权案件的审理，北京市昌平区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延伸阅读

从文艺评论到侮辱，尚存法定界限

“‘文艺批评’到什么程度会被认为是对被批评者的侮辱，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而作者为了论述自己的观点对事情进行批评时，就可能会把话说过头，尖刻的批评具有刺激性，不能认为所有刺激性言辞都是对被批评者的人格贬损。”谢春彦称，“作为著名画家，公众人物，应当有雅量能接受他人的批评。”

富敏荣表示，范曾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艺术批评与名誉侵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此案来看，实际上解决的是“评画”还是“评人”的话题，郭庆祥等人的文章评论出于善意，文章探讨的是如何避免艺术衰败、如何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的问题，而非贬低某一个画家的人格。文章规劝那些将过多精力放在炒作、包装和推销上的艺术家能悬崖勒马、甘于寂寞、安心作画、勇于创新，“画出大作品”。

范曾作为社会名人、公众人物，应当承当、容忍一些评价和批评，而不应当压制不同意见。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社会评价降低是构成名誉侵权的必要条件之一。正常的艺术批评和艺术争论并不会降低艺术家的社会评价。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家的创作风格等，本身就应当允许批评家和普通民众进行评价。更何况在涉案文章中，作者均未对原告指名道姓，要不是原告自行对号入座，提起诉讼的话，一般社会公众根本不可能从涉案文章中直接联想到原告。”富敏荣认为，这样的文章发表时即配有“争鸣”字样，转载的也是些专业媒体的专业栏目，而专业资深人士的基本专业素养也决定其会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不会人云亦云。因此，该文作为专业艺术评论文章不可能产生丝毫损害个人名誉的后果。

郭庆祥昨天也表示，希望这篇文章引起的所谓名誉侵害官司，能给艺术创作和文艺批评带来些思考，提醒艺术家自觉担当起艺术创新的责任，能够让大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创作、艺术审美以及道德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