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一位泰国艺术家叫奈温，他的绘画就很具泰国当代文化特质。你绘画的绚丽颜色是不是与奈温有着相似性?

张:所说东南亚的颜色确实都非常绚丽与漂亮，这个与它的天然地理，多彩多姿的植物，及热带风土文化都有直接关系。我觉得这些对我而言其影响不大，我原本在以前所画的东西就是敢用色彩。我生就喜欢用鲜艳，对比的强烈的颜色来表述自己的艺术世界。

黄:奈温的作品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比如说每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到香港，或者到东京，或者到北京，他每到一地，都去分析这一个异地的文化圈子，然后以绘画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他是根据某种意图来分析了某一地方的社会和文化精英的，因为这些精英构成了区域文化的特征。这似乎有点像现代考古学的方法。

张:奈温以前的东西我还是挺欣赏的，像汽车系列，画那种很有现代感的头像啊，很时尚的一些人物，画在车上，很有“流动感”，不过他这些没有保持住。他最近又搞了一个展览，完全是中国符号套着的。我曾经批判过东南亚的附属文化，中国当代艺术崛起了，像泰国的奈温，玛尼等等，他们都拿起中国的元素了。他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本土的文化，而不是中国的当代艺术活跃起来就盲目跟风。

黄:谈到这个跟你在泰国有关联，泰国的艺术家又跟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向走，这个可能与艺术的商业性有关吧。

张:东南亚这种地方很怪，多种信仰，同时又时尚。这个区域的本土艺术都很棒，经常与国际举行大型的时尚展览，或者还有不同的艺术活动，也吸引着世界各路明星来参加五花八门的Party。所以构成一个既有宗教又有世俗的一个异彩的区域。严肃宗教下世俗的色情文化;浓厚传统下流行文化都在碰撞中包容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异样多元性与地域性文化的地方，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事自己的当代艺术活动。另外我做装置、雕塑还是与这个文化背景相联的。

黄:既然长期生活在泰国，那么你的创作有没有与泰国的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呢?

张:有过。所谓的联系指我曾做过一些以东南亚为题材的作品。如：《我的东南亚》装置作品即为一例。所使用的装置媒材也为东南亚元素的。我认为作为自己始终是一名中国当代艺术家，我不是那种追风潮的人，作为中国艺术家来表达中国自身的特有文化及思想精髓，我觉得这才比较适合我。

黄：你在泰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你的生活和文化旅程，经常到巴黎，到维也纳工作很长时间，有一种游牧感觉，这种游牧已远离了原来的系统，也远离了你在泰国的生活系统。在这种游牧过程中，你怎么协调自我呢?

张:这几年我主要在印度，东南亚等国家的时间比较多，我就像早期欧美一些国家那类游牧艺术家一样走来走去的，阴差阳错的走了很多国家。这种漂泊，会有一种孤独感，但我常想自己还是需要一个大的文化气场。北京已经成为亚洲的当代艺术中心了，所以自己在自由的“游”的时候，又想着应该“归”回来了。我的《中国营造法式》系列艺术恰恰是在这个情境中产生。我拟图《中国营造法式》系列作品来搭建自己十几载漂泊从艺的人生阅历所形成的艺术思考，或许于今后也靠这种背景来支配自己的艺术吧。

黄: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东南亚，你都要跟别人的艺术进行接触。你觉得对自己艺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我觉得自己海外从艺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孤独及边缘当中，怎么能够立足自己的艺术，并使自己的艺术真正的独立强壮起来。我认识很多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他们与我相似既要融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当中，同时也要不断的去出击，同行所居住国的艺术家们一搏共同朝向世界艺坛。这个过程是急待获得承认的，我们必须在本国与异国的文化夹缝中求生存，争发展。这种文化夹缝的求生方式虽然拼搏的很艰难，但从另一个方面反到成全了我，超越这种国际夹缝。既使我能有耐性的沉静下来，又使我专心的去做自己的艺术。同时物质的东西我也没把它看得那么重，我于海外游牧艺术家式的生活是自己修炼成一点：面对当代变化多端的花花世界我能荣辱不惊。或许观众会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我所说的这一切。

黄:像你在西方或泰国，你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艺术?

张: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国工笔画，所以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后来我对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西方国家的艺术活动，所获得的感受都会内化成我的艺术积累。在理清这些不同的文化状态的时侯，我发现中西文化粗糙匆忙的接轨形成了多种后遗症。而这些反而使我的《中国营造法式》系列艺术的底蕴加厚了。我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让我在海外看中西经济文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视角，也练就了我的观察力，表现上也就更加犀利，看待自己的艺术发展也格外清楚了。

黄:你作品的批判性也就体现于此了。

张:对!

黄:我觉得艺术定位是指具有个性化的语言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你的艺术定位可以被纳入新波普的语言。在我看来，新波普没有一个规定性的东西。如果说经典波普艺术具有某种平稳的语言，而新波普并不完全被这种平稳的语言系统所制约，它是扩张性的，凌乱的，混杂的，不确定的，甚至把这种高级的和低级的，商业的和非商业的，流行的和广告的都揉杂在一起。像其他艺术家一样，你的作品充满了这种新波普的语言特征。

张:你这样来判定我也能接受。

黄:不论是装置和录像，还是绘画，你的作品都保持着内在语言的一致性。

张:说我的艺术接近波普艺术到是让人头绪容易混乱，要定位为新波普艺术，可能会更接近准确性。

黄:我觉得新波普艺术中还把那种不被普遍认同的俗气和下三滥的东西融入其中。相比之下，安迪·沃霍的作品中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当然，如果从当时的文化语境看肯定觉得他的作品已够新颖和具有颠覆性了，但现在看沃霍的作品则似乎显得经典和高级，无论是名人像的好莱坞明星和歌星像伊丽莎白·泰勒，还是领袖像的毛泽东，肯尼迪等，他的作品还是经典的视觉语言。但我认为，你的艺术与80年代以后出现的艺术相吻合。像杰夫·昆斯、詹姆斯·罗森奎斯特把艳俗的东西和越轨的东西进行了大胆的发挥，并带入当代艺术的内涵之中。但是，我又发现他们并没有你的那种的经验——你的作品中还是充满泛亚洲的这种语言和图像，构成了“泛亚新波普”的显著特征。

张:艺术创作资源很重要，我作为游牧型艺术家曾经处于各种文化背景下，在丰富自身的同时形成了你说的这种泛亚州的语言图像，并且把它们统统集中在《中国营造法式》这一系列早就准备好的框架里。

黄:虽然有框架和结构，但你的图像要素源自不同领域。我想你的作品里的混乱和混杂恰恰反映了亚洲处于动荡、不安、焦虑、欲望的文化表征。

张:我觉得作为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他的起点高度必须要在大亚洲的视野上，这样才会站得高看得远，方可更好的表达自我的艺术判断。

黄:当一位专业的读者看你作品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既有中国视角，又有亚洲因素。所以，你的作品不只是纯粹的中国图像，更有对亚洲自身文化的解读和分析。这就与中国的艺术家把中国的问题作为一个根本去诉求的方式不同。这个就是你的文化定位，因为你的作品中不仅依赖于中国经验的洞察力，还夹杂有对混杂的泰国美学的应用，更有西方文化角度的介入。当然，你的骨架还是中国的——对复杂现实世界的关注和批判。

张：这是你对我艺术世界合理和完整性的一次透析和把脉，在此感谢你对我艺术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