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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鲁迅时代的私家记忆
作者:朱大可    来源:品博艺术网    日期:2011-09-08

作为鲁迅的独生子,周海婴用照相机接续了鲁迅的事业——观察“后鲁迅时代”,记录那些经过选择的影像,形成数万张底片,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私家记忆。“我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与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周海婴在影集自序《镜匣人生》中如是说。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间的两种转向:首先是从旧帝国的批判者,转向了新国家的记录者。《冲胶卷》暗示了这种工具性转变。文字悄然隐退了,或只呈现为一个事后追加的标题,而影像跃出相机的光学镜头和皮腔,成为表达意图的基本工具。作为摄影爱好者,周海婴的大部分作品属于日常习作,但也有一些达到经典水准,像《打针》,颇有沙飞和吴印咸之风,而《熟食小贩》和《斜视》,更是传神的力作,可以视为周海婴的代表作。

其次是从批判者转向赞美者。相对前者而言,这是更深刻的转型。从1943年开始,周海婴就踏上了憧憬新事物的行程。在上海杜美公园,一群衰老的“民主人士”晒着太阳,仿佛在跟旧时代道别。这幅摄于1947的照片,体现了摄影少年对外部世界的敏锐观察。到了1948年,年轻的周海婴随同母亲一起,秘密加入红色叙事的行列。“东北进行曲”是整个摄影展的核心部分,它记录了“后鲁迅时代”知识分子的重大转型。

站在历史的拐点,周海婴面对双向选择:中共选择了许广平母子,而后者也断然选择了中共。周海婴的主题摄影,从家庭转向了阔大的社会变革。1949年夏天在济南,他拍摄了《新生》,在简洁的画面上,一个婴儿坐在澡盆里洗浴,面对镜头,他的背后是空旷的大街。这幅以新生为题的照片,象征着一个纯洁的新国家的诞生。在东北,他还拍摄了《土改后的喜悦》,展现农民对新土地政策的拥护。漫长的东北之旅,应该对周海婴的摄影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纵观所展出的周海婴作品,就题材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板块,他们分别对应了周海婴生活的三种状态。

第一是家族的白色自我叙写。这是全部叙事的根基。记录鲁迅家族的各种日常琐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白色,就是让家族形象保持一种干净清新的风格。周海婴承担了这个使命,他必须要藉此回应世人的好奇和探究。这场叙写,首先必须充分展示其与鲁迅的政治血缘。早在1943年,周海婴还是16岁少年时,他就拍摄了自己母亲的端庄形象——《誊写鲁迅日记的许广平》,这不仅是周海婴全部摄影生涯的起点,也是家族叙事的逻辑起点。1946年,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这种叙事仍在延展——从众人聚集的现场全景,到内山完造的表情特写。

这一板块中最具戏剧性色彩的,是周海婴妻子看着公公画像的那幅《凝望》。这幅类似摆拍的作品,用以阐释家族政治血脉的自我延展。我把它视为新人迈入家族门槛的视觉仪式。晚辈的凝视,犹如一种继承鲁迅精神意愿的目光誓言。正是在这种隔代和跨性别的守望中,媳妇被接纳为思想大师家族的一员。

除了政治血缘,周海婴的摄影还要表述家族的世俗血缘。本次影展出现了许多家庭内部的影像记录——全家福照片、许广平肖像、婴幼儿时期的周令飞、祖孙情、周建人一家等等。那些正在老去的前辈和正在成长的晚辈,驳杂地浮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此外还有各种日常生活场景,如逛公园、在人民食堂喝茶、周海婴结婚、全家聚集在家中吃饭,如此等等。这些看似琐碎的图像,透露了“后鲁迅时代”鲁迅家族的诸多细节,足以满足热爱窥探名人隐私的大众的好奇心。

周海婴摄影生活的第二种状态,就是展开红色政治颂扬,其中的东北红色之旅,很容易成为观者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指涉的那些著名“民主人士”,组成了1948年的政治群像,其中既有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宦乡、侯外庐、翦伯赞和许广平,也有投奔中共的民国将领蔡廷锴和李济深,更有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的李富春。这些人的东北聚会,拉开了北京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的策划序幕。正如周海婴所说,此事“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所以,我的这几帧照片应该算做唯一历史见证的‘孤本’了。”

在那堆老旧的胶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民主人士”参观访问(沈阳故宫、水电站、烈士纪念碑)的行迹,而且也看到他们在沈阳访问农户和参加土改斗争,以及李德全在土改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场景,而作为一种视觉花边,我们还看到了王任叔父子、担任桌球教练的沙千里、在火车上打牌度日的李济深和朱学范。这些看似寻常的图像,暗示了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权力分配的无限憧憬。

除了东北之旅,在周海婴的日常摄影中,我们还能继续窥视到各种热闹的政治场景。其中北海公园的那幅女生照片,俨然是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的视觉翻版。它要描述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女青年的全部幸福感和满足感。这个纯洁女孩的影像,就是1950年代初期时代精神的象征。乌托邦在那个历史瞬间里冻结起来,给全体新国民以难以言喻的希望。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已经充斥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节目。在街道,是居民的政治学习和集体读报;在大学校园,是运动会、团体操、广播体操、运动会、以及庆祝反帝斗阵胜利的大会等等;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是农业展览会、苏联专家、中苏友好纪念会、五一游园和第一届人大选举场景,等等。这种纷繁的政治生活样态,此后将笼罩中国人达大半个世纪之久。

而作为一个影像记录者,在其“民主政治生涯”的同时,周海婴还把大量镜头对准了灰色的生活地带。这种日常场景没有太多政治意味,而只是赤裸的生活本身。我们藉此走近了那个时代的市井民俗。其中下层人的《斜视》、表达对拿照相机的“有钱人”的严重不屑,成为小市民反叛精神的一个戏剧性写照。而那些黑白街景,如北京大前门、北海公园、公园鱼缸、小贩、圆明园废墟、穿军装的小孩;那些今天已经消失的民俗,如包粽子、看中医、冰糖葫芦、零嘴担子、南货担子、修鞋担子、摇煤球、洗马桶等等,那些日常生活图景,如繁华的龙华庙会、流落都市街头的乡村难民、杜美公园里的聚会和舞蹈、淮海路上的大水、石库门弄堂邻居、清心堂婚礼、黑人牙膏广告、跑马场的政治广告、健美健将摆谱、武师街头开弓、街头拳击,学扯铃、幼儿园的儿童等等,所有这些图片像拉洋片一样,不断掠过我们的视线,编织着关于四、五十年代的历史拼图。

周海婴关于京剧名伶言慧珠的照片,是其中比较罕见的艺术摄影作品,它用逆光勾勒出一个美女羞涩和满含希望的轮廓。这是来自新中国的光芒,它最初是温馨如梦的,照亮了梨园艺人的似锦前程。但在1966年的文革期间,正是这道灼热的光芒,把绝望的女人送进了坟墓。那些积极谋划民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其中一部分升上权力的高台,而另一部分则在数年后的反右斗争里,辗转于炼狱和地狱之间。周海婴说,“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让它们证明时事。”而这正是私家记忆的价值,它以细小的触手,启动了广阔的政治联想和反思,并帮助我们从昔日的赞美之途,大步回到历史批判的现场。

(本文应邀为《周海婴早期摄影集》而作)

关键字:周海婴,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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