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金属曲线在当前的云南艺术界，罗旭这两个字带着一股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藏在他的每一个作品中，美腿、浴缸、土著巢等等，似乎，经过罗旭之手诞生的每一个作品都在发出最强音。有人说云南有许多宝贝，其中有两样是国宝级的，一个是杨丽萍的舞蹈，另一个就是罗旭的雕塑。也有人说，在质疑现代化的声音里，经常能听到对古老手艺的怀想，许多时候还应和着对自然和泥土的讴歌，大致上采取这种姿态的人士远处两端：一端是真正在深山荒野间，仍然过着手传心授的旧艺勤勉度日的匠人，另一端却是城市书斋内纤尘不染的浪漫文人，而罗旭却能集两种品质为一身。因此，罗旭最不足道的作品也使我们能模糊地看到他的奇特、诙谐、复杂、受着折磨的性格，包括那些不喜欢他的艺术的人之所以不能对他漠不关心，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么多人对他的生活、性格充满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石狮卖不动的启示

个性化才是艺术家的标志。用罗旭的话说，如果一个作品首先考虑了艺术外的元素，存在的艺术价值就会减低，而城市雕塑是一个命题作文。关于城市雕塑与城市规划，罗旭的回答更加坦然：什么人做什么事，什么人做什么抉择，“我不在意别人对作品本身的评价，只做我该做的事。”

罗旭说，中国的古人很聪明，几千年前就提出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不要全部包干，也包不了。欧美的雕塑艺术不会重复，他们强调今天只做今天的事，当代人做当代事；另外是文化多元化与包容性，只要是当代艺术作品，不论什么风格都有地方展现。这样避免了许多空洞的、僵尸化作品的产生。“有人将衣架放大100倍立在城市中央，[经就是创意，别人不会再来模仿，这是西方不重复的艺术价值所在。创意不是世袭的，人人都有。昆明只要发动十分之一的人出雕塑创意，丰富的结果会让人吃惊。艺术作品要与社会经济、城市的发展建设同步，其现实性不能抹杀，我的作品现在摆在我的空间里，它是我的，但我死了也带不走，还是公众的，只不过现在我把她们浓缩在了一个空间里。”

任何东西有对比才会有好坏之分，才会明白什么与自己有关，才会有重新整理重新上路的观念。就城市雕塑而言，不管城市的居住人群还是管理者，都应该多观看雕塑作品，这样才会有提升。在罗旭看来，社会对艺术的认知和接受力超乎人们的想像，社会上的很多问题都出在自以为是上，“我们不能以艺术家或者主管部门的认识看公众。”没有想像力、没有勇气承担质疑与批评，最好的方法就是复制。当然，复制的东西可以很写实，但它不会有生气，因为缺乏想象力和时代生气。在罗旭看来，媒体的呼吁与政府的主导，使得现今城市里的垃圾雕塑少了，“明显的标志就是曾经四处横行的石狮子卖不动了，意味着我们的艺术鉴赏能力随之提高了。”

枕着美腿入眠的“酋长”

罗旭一直被视为怪杰，他的传奇般的经历和言行，他建造的建筑群落和他创造的那些数量惊人的雕塑作品，他那种大隐于闹市的浪漫情怀以及独立特行的梦想本身，常常遭致各种议论和评价。这些争论大多来源于他每天穴居的土著巢，在这里，他每天枕着无数丰腴健硕的女人大腿入眠——他对女人的所有幻想都变成了他的作品：陶的、木的和不锈钢的林林总总的躯干和大腿，它们被置于那一座座状如乳房的土堡中。置身于这些倍受争论的作品中间的罗旭解释说，“大腿只分男腿和女腿，我不会为这些作品不能摆在公众视野中而遗憾。雕塑作品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也做不了，政府要支持，必然有门槛，在我的区域空间里，我想摆什么就摆什么，怎样摆都行。”

昆明曾经有一个高档楼盘，尝试引进罗旭的雕塑，罗旭也专心创造了一组“生命的一天”系列雕塑，引起住户的强烈反响……这就是罗旭雕塑富有争议的魅力。或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他 “艺术品摆在哪里都正常”的言论。话虽如此，罗旭对自己雕塑作品的出让还是保有严格的要求。据说有个老板一直准备购买罗旭的美腿作品，罗旭的要求是，必须知道雕塑将被放于何处。作为艺术家，罗旭的雕塑曾几次搬到法国的展台上，并受的了极大的关注。在国内，他的作品也在2004年和2006年两次走进上海这个前沿文化中心。位于上海历史文化老街上的多伦路，是旧上海电影明星和文化艺人云集的地方，七八百米的街上，充满了浓烈的文化气息。鲁迅、丁铃与许多国民党将领的故居都在这条街上，就是这些旧式的洋楼，本身也像一个殖民时期的博物馆、建筑的博物馆。当足足装了3个集装箱的罗旭作品运抵上海，当由两件美腿组成的巨大雕塑安放在多伦路的传统老街上，最传统的印迹和最现代的意念在这里的碰撞中发出了共鸣。这个被称为《流水帐》的展览，开展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关注，有好奇的期待，也有“伤风俗”的批判。对此种种，罗旭选择了在自己的书《流水帐》中作了回答，“女性的大腿本身就是造物主赠赐给人类的艺术品，我很乐于窥探。

艺术作品最终还是社会的

罗旭目前的学历只是初中毕业。他23岁开始学画，三次报考艺术院校均告失败。不过，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受到系统的院校教育，罗旭的作品才得以突破陈规束缚，让个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得到极大的发挥。

在叶永青眼里，罗旭不是一碟小菜，也不是云南出来的一个普通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大家，是一个杂家，也是一个怪才，他是一个云南不可多得的那么多年积累出来的一个出类拔萃的代表。罗旭的东西，十几年来一直受到各种各样传媒包括大众传媒、专业传媒不断受到关注，这其中也招致各种批评和好评。罗旭的身上兼有一种肉欲的狂燥和悲剧性的忧郁混合的特质，仿佛作为永恒的牺牲似的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献出来，给予了十年前的一片土地。一个艺术家——雕塑也好、诗人也好、建筑师也好，以他充满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美丽作品把世界装点起来，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好奇心，但这也同人性的本能不无相似的地方，都有其粗野狂暴的一面，在把作品奉献给世人的同时，艺术家也把他个性才能和遗憾呈现在你眼前。

采访的时候，一只纯黑的外国犬一直在面前来回晃。罗旭说，“这是朋友寄存在这里的，我准备将它与我养的藏敖杂交，想看看结果。但许多朋友反对，只好作罢。文化、艺术也一样，需要改良杂交，需要包容。人的基因太纯就会缺少思维变化，就需要串种，文化、艺术同样需要串种。现在经济、产品、建筑已经出现了串种现象，希望再快一些。”罗旭认为，人只要热爱生活，就会在熟悉的环境中作改变。有对生活的热爱，才会做出各式各样的东西。罗旭认为，人年纪越大，越热爱生活，只有真正知道生活的人，才会热爱生活。叶永青说罗旭的幸运在于热爱一座家园并将自己的渴望通过艺术表达出来，或多或少。罗旭的悲剧也在于，要为其所创造的这个艺术场景付出代价。艺术家虽辛勤地制造了这个巢穴，并使其中充满了艺术作品和满园花香，却成为自己开拓的花园的终身园丁和奴仆，放逐在自我培植的园中守望与操劳。也许唯其如此，透过罗旭那些尖锐和夸张的作品外表，我们才能读出罗旭的整体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忧郁的感情和坚韧沉雄的生命含义。

《大观周刊》/2006年 第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