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正渠 1995 七月黄河 布面 油画

我想希望自己是一个梁山好汉，
百折不挠、所向无敌，
冥冥之中杀它个痛快淋漓。

——《段正渠自述》(1995)

正渠老师邀我写一篇“学术”一点的文字，承蒙他的信任和厚望，但面对他那鲜活得要跳出画布的笔触和那么直截而爽利的意象，我却怎么也“学术”不起来，仿佛这些画面是文字力所不逮的。或者说，与这些画面相比，文字总显得太过文弱轻巧。怪不得以往那些给段正渠写的评论都是“小说一般的”语言，一篇比一篇生动直率，那不是避重就轻，原来是要和段正渠的画一样——要读起来“过瘾”，言之凿凿直白劲利，而不只停留于表层美丽或故作深沉的绕路说禅。

在段正渠的画前，似乎无法找到一种循规蹈矩正襟危坐的姿态去“解读”或剖析，反倒使我想到另一个关乎“学术”的经验。前几年一直跟潘公凯老师做他的课题“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潘老师在课题讨论中最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对不上号”，意思是用西方价值观与阐释方式来描述、解释那些真正的中国问题，经常是“对不上号”的;反过来，那些能“对上号”的恰恰是属于西方而非中国的问题。道理是很睿智和深刻，但这四个字似乎又过于白话文和口语化，唯恐登不上“学术”的大雅之堂，于是课题组成员总想把这个词改造加工得“学术”一点，诸如“对位”、“契合”、“认领”之类既时髦文雅又西化现代的词儿，但换过去以后马上发现不够“稳准狠”，未尽潘师一针见血的表述。

和学术一样，原来画画也有“稳准狠”。段正渠曾说要“用朴拙直率甚至是粗野的土话，表现黄土高原那些又粗犷又柔情的人以及他们的咽泣和微笑，营造一种蛮荒悲凉的美感，使作品充盈土地的恢宏与生命力的强悍”，也是同一追求。看到他的画就像在一个闷热困顿的下午喝下去一杯醇厚的冰啤，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动，这种瞬间的感动可以丰富一个人对于艺术甚至人生的微妙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好画”就是表达情绪与思想的程度比不好的画更充分彻底、生动睿智。好坏画家的差别也可作如是观。在这个时候，艺术表现的题材与社会意义早已降到第二位，单靠画面去说话就足够了。

为学为艺，其实道理相通。我们今天太多学术语言的训练，过于细化的知识分科，流水线式的文化生产，都使学术和艺术渐渐丧失了那些弥足珍贵的顿悟性的、直截性的感性判断与细腻的感觉差异，而日渐沦为某种理所当然的程式，归为某些琐屑僵化的技巧，从而制造出太多“看起来很美”、很“专业”，但实际上空洞无物、隔靴搔痒的文字。绘画语言同理，太过修饰和经营，就会陷入一种手艺性的麻木，仿佛手里攥着一团光鲜的表膜，却丢弃了最为珍贵的感觉;更有甚者，说了一堆又把自己绕进去，滑向邯郸学步的尴尬。中国元代以后的文人画讲求“隶家”精神，正是对于这种画工匠气和过于雕饰精细的反拨。段正渠的画追求一种生拙味道，即绕开油画表现的以往程式，有意回避某些精熟的手法，而达到这种大巧若拙的“隶家”精神，和“聊写胸中逸气”的文人关怀。

段正渠的画是要靠心灵去触碰的。在没结识正渠老师之前，我在1998年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了他的画，我至今还能记得那是一个沈阳的下雪天，在鲁迅美院的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那几张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当时在史论系读本科的我在笔记上留下这样的一段话：“这几幅画透出了一种难得的生气，甚至让我开始羡慕油画这个专业，因为有些东西是文字说不出的。画面中的笔触就像是声声嘶喊，是黄河边上拉纤的号子。形式本身成为了内容。”今天翻出这段文字，仍然觉得十分认同，将画面的表现方式与内容题材结合得那么恰切生动深入神髓的中国油画家，至今所见寥寥，段正渠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今天回忆起来当时看到的那几幅中，有他1991年的名作《东方红》。厚重的黑色，粗犷的轮廓线，跃动的笔触，在红色天空下对天长啸的人物形象，使整个画面成为某种情感直截的宣泄，背后潜藏着永不枯竭、持续喷薄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