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而推导出：

“只有有压迫能力才有庇护能力，之所以保家卫国在全世界都是男人的责任，只能是因为只有有卫国能力的才能保家，只有有保家能力的才有能力卫国，所以男性同时是国和家的庇护者。”到这里完全暴露出了王先生的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整套理论都是中国古代的“齐家，治国”之说。男性在这里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和至高地位，被推为国家与家庭的捍卫者，这与现代主义的精神恰好是背道而驰的，与当代哲学更是相去甚远。一种真正的公民意识只有在破除了宗族世袭的藩篱才可实现，而真正的爱国主义恰恰是翻越狭隘的国家限制，但这些新思想在王先生的精神世界里似乎没有任何痕迹。这的确另我怀疑，中国是否真的存在“知识分子性”，以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思维如何探讨知识分子和当代性的问题?而性别问题恰恰是一个当代命题。

接下来的论述中，他谈到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例如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护理，招待等等这些都是延续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这无疑是女性主义所指向的关节。而女性主义所要破除的也恰是这种被规定。而女性主义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一规定性进行批判。以使女性从被动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这是人所共知的女性主义立场。但王先生仅仅用了一句“都是男女的共谋”来掩盖掉了不平等的男女社会地位和关系。也成为解释男权社会合法性的一个说辞。似乎潜在的在言明一个观点：就是世界不存在公平与不公平，统治与被统治，强权与弱势，而是一切都是合理的，是互相商量的结果。照此推论，**不是问题，女权更加不是问题，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也不要反抗也不要争取，重要的是要接受这个事实。

王先生甚至例举了种种女人对男人的压迫来表达自己对女性主义的反对。他说：“在母子的关系中，女性的统治地位是绝对的，只有到了需要靠儿子供养的孤寡暮年，才会变为无夫从子。”王先生暴露了他对女性的歧视。是封建社会的家长制使父母成为孩子的统治者，而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王先生抛开这个家长制单单提出母子关系，而对父子关系不予谈论，在父子关系中，父亲同样是统治者，并且比女性有过之无不及，“在慈母严父“的角色中，对儿子的控制和压力更直接的来自于父亲。而且在夫妻的关系中，在”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观念下，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而”母以子贵“则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完全取决是否有儿子。我不知道女性的权力究竟在哪里?首先女性被限定在家庭的范围内，与社会失去了联系，女人的唯一任务就是相夫教子，她们就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将一生耗尽在家庭伦理当中。而她们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在于此，她们的个体独立性是从来没有过的。王先生冷漠的和充满嘲讽的语气其实暴露出他对女性深层的鄙视。其实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代表了大多数中国男性的普遍心理。

王先生说“在女主与男仆，女老师与男学生，女上司与男下属，女教练与男运动员，女医生与男病人、美国女兵与伊拉克战俘的关系中，女性都是强势而非弱势，是压迫者而并非被压迫者。”这似乎可以作为女性也有统治男性的例子，但是如果细究可以发现女教师与男学生，女教练与男球员，女医生与男病人之间并不构成压迫的关系，教师，教练，医生，是这些女性的工作，而她所面对的是工作的对象，这些工作对象有男也有女，她们所做的工作男性也在从事。如何单单挑选出女性作为靶心?举个女上司男下属的例子，究竟有多少个女上司?中国能够做到女上司的不过男上司的一个零头，事实上这些女上司不是依靠男性无法成为女上司，女上司对男下属的压迫也就不足为记了，如果可以讨论的话，倒是男上司对女下属构成了一种威胁。“小秘”群体何以产生，还有自古以来都有男主人引诱女仆，很少有女主人抢占男仆。这一切只能说明女性在中国所处的卑微的处境，而用一些无缘由的例证来消解这一不平等性，这只能说是一种冷酷。

王先生举了澳大利亚夫妇的《亚当的脑与夏娃的脑》作为对自己的“男女有别”观念的一个论证。“研究的结论是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假如王先生读过了巴特勒的《性别的麻烦》，就会不那么武断了，就会发现：男人可以是女人，女人也可以是男人，清晰的性别界限是不存在的，性别区分不过是结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树上的一个幻象。而王先生正把这幻想看成了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