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设新的国家—五六十年代建设题材的宣传画

60年代有出版物称宣传画为“最富战斗性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最直接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形式之一”。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但人心振奋，群众干劲十足。画家们也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积极地为建设事业吹号角、树旗帜，可以说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建设大军。

五年计划取得了成功［6］，加上长征等革命精神的感召，各界群众都更努力地工作。大量宣传画忠实地服务于那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生动地记录了种种豪言壮语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对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等领域建设都有所贡献。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宣传画都是从大处着眼，用图来说“大”话。像杨文秀的《猪多肥多粮产高》（1959年）、权正环的《勤给小猪洗洗澡，皮光毛滑长得好》（1960年）等这样生动有趣的作品，表现“小”事的佳作也有不少。

许多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在当时都是新鲜出炉、需要大力宣传的。比如，各民族应该团结平等之类的观念，《宪法》、《婚姻法》、《选举法》等等基本法律制度，都亟待普及。因为旧社会留下的文盲太多了，虽然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普及基础教育，可是短时间内就让肩负着繁重生产任务的工农群众读懂长篇大论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宣传画这种以图为主、辅以少量文字的方式，在当时非常必要。建国初期，在宣传新的方针政策、法制建设、卫生知识等方面，宣传画功不可没。

如果只注意到宣传画的功能，而忽略了它们的艺术成就，对于那个时代的画家们恐怕就太不公平了。宣传画中可以看到国画、油画、版画乃至剪纸等多种特色。许多享有盛名的大画家，当年都创作过宣传画。小小宣传画的艺术水平毫不逊于大作，有的甚至更加饱含感情。这种打破专业界限、人人热心参与宣传画创作的局面，几乎是只有在中国、在那个年代才有的艺术现象。

画家们对新中国的感情无疑是真诚、朴实的。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劳动是最光荣的事，劳动者是最美、最崇高的人。所以，他们都在满心欢喜地生活，满心欢喜地作画。在那时的宣传画中，没有病态娇弱的人物，没有迷惘徘徊的心态，没有颓废消极的思想。画家展现给我们的是慈祥憨厚的老人，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粗壮朴实的劳动青年，胖乎乎、天真活泼的孩子，所有人物都脸色红润，精神饱满，连背景都显得那么滋润。

由衷的喜悦，是画家的心态，也是当时中国人的集体心态。从美术界的工作状态，也可略见当时中国人的集体精神、开天辟地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的高涨信心。

三、印刷量与神话—文革时期的宣传画

用“铺天盖地”这个词来形容“文革”时期宣传画的普及程度，毫不夸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宣传画的印刷量非常之大。艺术水平较高、题材重大的作品，动辄印出几百万张，甚至上亿张。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7］前后印了九亿多张，画家刘春华连同这张宣传画一起“传遍中国、代表时代、名满天下”，巨大的印刷发行量也在人类印刷文化史上留下了难以打破的记录。也许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才会催生出这种传奇。

当时从各级单位到个人，都会在各个角落及时张贴最新问世的宣传画。这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大众文化生活和心理的需求。因为“文革”，中国的文化领域越来越单调，宣传画是室内外的最佳装饰，更是大家的某种精神寄托。可是因为“文革”中比较极端的文化方针，宣传画自身也出现了问题。

在风格上，此时宣传画中所有负面人物的形象都被严重丑化，而正面人物的形象则极其“高、大、全”，整体画面色彩“红、光、亮”。越到“文革”高潮时期，这种问题越突出。分析当时的宣传画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工农兵都是国字脸、方嘴唇、肌肉发达、肢体粗壮。尤其是女性形象，则往往非常男性化，甚至有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会被误认为是男性。女性柔和、秀丽、恬静等典型特征集体缺席。这种偏离实际的绘画语言，表现出那个特殊时代的审美倾向。

紧张的情绪在画面上泛滥也是当时宣传画的一大特征。人物眉头紧锁、目光犀利；肢体语言更加夸张，前倾、前进，攥紧并高举拳头，甚至手握武器，弓箭步式站姿都频频出现。这样的作品帮助把火药味传遍了全国。即使在今天，将这类宣传画集中到一起来看，还是能感觉到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斗争决心。

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宣传画题材狭窄，突出领袖崇拜。塑造工农兵正面形象、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这三个题材的宣传画占大多数。而它们又几乎都围绕着毛主席的形象和话语展开。所以，在宣传画创造的世界里，毛主席是一位与亿万人民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伟大领袖—他永远是画面的视觉中心；他永远慈祥、挺拔、伟岸、比其他人都高大；他的身影始终被金色的、温暖的光芒笼罩—这个上下一心共同信仰的视觉神话，甚至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支柱。伟大领袖的事迹本来就可以书写为一部传奇，经过了视觉符号的再度强化，传奇已经被演绎成了神话。

“文革”时期宣传画强调意识形态表述、艺术语言高度符号化、创作节奏整齐划一的特征无论何时再被重新审视，都不可否认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因而也成为后来许多艺术家追忆和再创作的独特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