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信文学依然是认识世界、洞察人性的重要入口，相信在一个物质时代，精神生活依然是人之为人的核心证据，这是文学批评的价值背景，也是文学批评的伦理基础。文学批评最终要引导人认识文学、认识自我——这个看起来已经老套的观念，却是当下极为匮乏的批评品质。文学批评要拒绝成为权力的附庸，这个权力，无论来自意识形态、商业意识，还是知识权力，都要高度警惕。意识形态的指令会使批评失去独立性，商业主义的诱惑会使批评丧失原则，而知识和术语对批评的劫持，则会断送批评这一文体的魅力。文学批评曾经是传播新思潮、推动文学进入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武器，尤其是新时期初，它对一种黑暗现实的抗议声，并不亚于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但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的保守化和精神的犬儒化，文学批评也不断缩减为一种自言自语，它甚至将自己的批判精神拱手交给了权力和商业，它不再独立地发声，也就谈不上参与塑造公众的精神世界。文学批评的边缘化比文学本身更甚，原因正在于此。而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只有进入一个能和人类精神生活共享的价值世界，它的独特性才能被人认知，它才能重新向文学和喜欢文学的人群发声。

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⑥

这是李健吾的观点。现在重读现代文学的一些评论论著，何以很多人的文字已经陈旧，而李健吾的文章依旧能让人受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李健吾做批评不是根据那些死的学问，而是根据他对人生的感悟和钻探。他的着重点是在人性世界，所以他的文字有精神体温，有个性和激情，不机械地记录，也不枯燥地演绎，他是在通过文学批评深刻地阐明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发现。

长期的价值幽闭，导致了当下的文学批评贫血和独语的面貌。这个时候，强调对话和共享，就意味着强调批评作为一种写作，也是人性和生命的表白，也是致力于理解人和世界的内在精神性的工作，它必须分享一个更广大的价值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站立着“富丽的人性的存在”。离开了这个价值世界，文学批评的存在就将变得极其可疑。“文学批评，这种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随着‘精神内在性’的枯竭而面临着空前的荒芜。人们看起来已不需要内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学，因此，更不需要文学批评。”⑦而真正的批评，就是要通过有效地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重申自己的存在。一种有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批评，是在解读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世界所潜藏的秘密，最终，它是为了说出批评家个人的真理。这种“个人的真理”，是批评的内在品质，也是“批评也是一种写作”的最好证词。

批评当然也有自己的学理和知识谱系，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自己的人性边界，它的对象既是文学，也是文学所指证的人性世界。但是，这些年来，批评的学术化和知识化潮流，在规范一种批评写作的同时，也在扼杀批评的个性和生命力——批评所着力探讨的，多是理论的自我缠绕，或者成了作品的附庸，失去了以自我和人性的阐释为根底。必须重申，文学和批评所面对的，总是一种人生，一种精神。尤其是批评，它在有效阐释作品的同时，也应有效地自我阐释，像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就是阐释和自我阐释的典范。这些批评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存在主义者。与此相比，中国的批评家正逐渐失去对价值的热情和对自身的心灵遭遇的敏感，他们不仅对文学没有了阐释的冲动，对自己的人生及其需要似乎也缺乏必要的了解。批评这种独特的话语活动，似乎正在人生和精神世界里退场。

因此，我们强调批评的学术性的同时，不该忘记批评所面对的也是一个生命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体，就是人性及其限度。而植根于人性之存在的批评，也追求公正，但批评家必须用他的同情和智慧来润泽这种公正，公正才不会显得干枯而偏激。以人性为尺度，以富于同情和智慧的公正为前提，批评就能获得自由的精神。它不伺候作家的喜好，也不巴结权力，它尊重个性，并以人的自由为批评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既是自由的，也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主要表现在对未知真理的谦卑，对正在生长的、新的文学力量的观察和宽容，并承认文学对人的洞见没有穷尽。

由此对照以往的批评喧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貌似公正的批评，其实并不公正，因为它们缺乏对人的精神差异性的尊重，也缺乏对人和历史的整全性的理解，而是一味地放纵自己在道德决断上的偏好。“我不太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⑧批评这个词最初出自希腊文，意思就是判断。然而，批评作为一种判断，在当代批评的实践中，往往面临着两个陷阱：一是批评家没有判断，或者说批评家没有自己的批评立场。许多批评家，可以对一部作品进行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但他惟独在这部作品是好还是坏、是平庸还是独创这样一些要害问题上语焉不详，他拒绝下判断，批评对他来说，更多的只是自言自语式的滔滔不绝，并不触及作品的本质。这种批评的特点是晦涩、含混、在语言上绕圈子，它与批评家最可贵的艺术直觉、思想穿透力和作出判断的勇气等品质无关。一个批评家，如果不敢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不敢在审美上冒险，也不能在新的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发现它，并对它进行理论上的恰当定位，那它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二是在判断这个意思的理解上，一些批评家把它夸大和扭曲了，使得它不再是美学判断和精神判断，而是有点法律意义上的宣判意味，甚至有的时候还把它当作“定罪”的同义词来使用。比起前者的拒绝判断，这属于一种过度判断，走的是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批评界许多专断、粗暴、攻讦、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均是这方面的典范。“批评变成了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慝，把揭发私人生活看做批评的根据。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乌云，打下一阵暴雨，弄湿了弄脏了彼此的作品。”⑨美学判断一旦演变成了严厉的道德审判，我想，那还不如不要判断——因为它大大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批评的公正，说到底来源于它对人性的忠诚，对文学价值的信仰，对世界的整全性的认知，并且它愿意在灵魂的冒险中说出个人的感受。它是一种写作，是写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它不是法律，也不是标尺，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也不是“是非自有公论”，它更多的是批评家面对作品时的自我表达。它的公正是在分析和尊重的前提下，以自我的存在来印证文学世界中那个更大的存在。它从一己之经验出发，又不限于一己之经验，而是向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完全敞开。

一个批评家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也要诚实于自己的揭露。要说公正，诚实就是批评最大的公正。但凡在文字里隐藏着个人的利己打算的，即便他的文字再勇敢和尖锐，最终也只能是他卑琐心灵的写照。李长之说，伟大的批评家的眼光是锐利的，感情是热烈的，“因为锐利，他见到大处，他探到根本；因为热烈，他最不能忘怀的，乃是人类。他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人格，同时也是批评家的人格。”⑩诚实和使命感是这一人格的基石。有此准则，再来谈批评家的自由，才不会失去方向感。自由的人，必须是有内在经验的人，而批评家的自由，则来自于他建立起了深厚的关于人生和文学的内在经验——许多的时候，不是道德勇气让一个批评家自由，而是这一内在经验的唯一性，使他无法再向别的价值妥协。他的内在经验若是足够强大，那他就无法再屈从于权力、欲望、利益、舆论和多数人的意见。不屈从，照李长之的说法，就是反奴性，它是批评获得自由和独立精神的根本点。

批评家和作家的对话关系，之所以一直来充满紧张和冲突，也正是因为批评要从作品附庸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它渴望以自己的创造性见解，来赢得属于批评该有的尊严。“文学批评从不承认对作家的‘跟帮’角色，它最大的野心，就是通过‘作家作品’这一个案来‘建构’属于批评家们的‘历史’。”11当这种由公正和自由建构起来的批评风格，着眼点落实到了文学价值的肯定、人性的存在上时，就意味着批评从幽闭的价值世界走向了人类宽阔的精神世界——从这一个起点出发，批评有望重塑文学的价值世界，并引导文学像过去一样积极分享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