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直言：当代中国无大师。我认为此言有一定的道理。大师是在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与尘世现实的激情冲突中才能产生，没有深刻、痛苦的反省体验，没有敢于和专制暴力作精神对极的人道主义，没有超越时代、没有刺穿人性和参透人生的惊心动魄的原创性作品，没有挺拔孤高的灵魂，没有一种格致正诚的理想、一种大道直行的信念、一种自由精神的挺进，怎能成为大师？可悲的是中国文化界美术界一些人格苍白、沽名钓誉、庸俗不堪的二、三流货色甚至不知大师为何物，以为自已头上被封了顶类似“xxx大师工作室”、“画院院长”、“政协委员”的帽子，就有了“大师”的身份资格，以至自大猥琐的“大师”一个接一个地从地窩里钻出来，象疯狗一样四处跑，疾走红尘，谋利于繁华闹市，在人格清正的人们面前，成为毫无人格美感、令人厌恶的劣质标本。特别是当今的中国文化界美术界，这一滑稽喧噪、功利浅薄的景致，真让世人贻笑大方。阴翳覆盖的心灵只能绽放出罂栗的娇艳！有的其实是文化艺术界的败类，对自然、美、生命，并无丝毫的感知能力，堕落沦丧，良知殆尽，犹如行尸走肉，臭蝇附膻，贪婪地吸入肮脏的养分，输出艺术形式的大量废气，竟敢把天灾人禍造成的惨痛悲剧，当作又一场个人张扬作秀、吹嘘名气的好机会，场面上吆五喝六，蔚为丑类跳梁之大观。连一个美院学生也懂得疑惑地问道：这样的人难道就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大师” 吗？难道大师是被官封出来的吗？豢养能养出精神自由的大师吗？
近日在杭州小住，看到2007年第3期《收获》杂志上余秋雨先生的一篇尊孔崇儒味道甚浓的文章《苦旅余稿----天下学客》，由于余先生是一位经常亮相媒体、颇为蹿红的散文作家，影响着较大的读者群体，我觉得有必要说出我的看法，此文洋洋万言，最大的遗憾和不足是：在折衷与相对主义的思辨述说几千年中华文化人文辉煌时，没有以现代的世界观去透视出孔孟学说在漫长的历史中负面发展的劣迹，看不清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的在封建儒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文人寒窗夜读，只为挤进贡院考得功名，内心涌动着“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祈求，家奴般地等待着皇帝赐封的乌纱和权杖，盼望早日搂着颜如玉，住进黄金屋。看不清历代封建王朝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基本是：能为己所用而顺从者留，不能为己所用和反对者灭。听信诬告，是非不清，诛灭太子全家，并以“杀母立子”安排继位的汉武帝刘彻虽奉行‘独尊儒术’，实际上尊的只是皇家御用之儒，三呼万岁之儒。如《汉书.儒林列传》所言：“自五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盖禄利之路然也。”同时，在对皇权的神圣化中，不断加紧着对知识分子心灵的禁锢，困囿和扼杀了中华民族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自由民主的科学精神。余秋雨此文以“官本位” 来立论，概念混淆，削足适履，只见秋毫不见舆薪，现象的迷惘中随意过滤、矫揉打扮历史，外衣斑澜，谄媚婀娜，在一些无聊而虚假的问题上喋喋不休，车轱辘话、云山雾罩地把读者的逻辑思维纳入制造专制文化的陈旧框框，误判那才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任何人无法叛离的精神动力，实质是狭隘於俗世之中太多的约定束成，张扬披着传统文化外衣的封建主义，播穅眯目地筑建培育文化奴才的思想摇篮。
还有，以得到皇权垂爱而成为千年显学的儒学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其本身就是一个荒谬与致命的偏见！更是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天大的歪曲和亵渎。不要看中国男人头上的辫子没有了，但在不少人心中，这根封建尾巴仍然结结实实的长着呢！
我不太清楚余秋雨先生在“文革”中日子过得怎么样，因此不明白余先生以何种价值观，在此篇长文中，能漠然“文革”时，考古学、文博学已被“四人帮” 极左路线焚琴煮鹤、屠戮飞灰的事实，以假命题的文学笔法，藏锋似拙，妄托天命，硬把发现文物的偶然性说成是必然性。以暧昧的态度来立论赞颂“文革”中文物出土的“丰硕成果”，拿到今天来摆功评好一番（中国人不会这么快就忘记“文革”对中国文物浩劫性的摧毁）。我早年曾学过青铜器考古，我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史前文化考古的首次成果，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为，而是瑞典考古学家、当时的北洋政府顾问安特生于一九二一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就是今天被称为以彩陶为特征的史前仰韶文化）。不错，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不少古代遗迹，但那能归功于当时政治文化环境下的理性成果吗？它能为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人间罪恶提供一幅亮丽的背景吗？封建王朝那些皇族贵冑尸体上穿盖的奢侈至极的金缕玉衣能成为我们民族的荣耀吗？今天的我们值得为此骄傲吗？相信缠旋过“文革”、有些脑筋的人，在折腾记忆中，心中自有一把尺。我完全尊重余先生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文化观点，他的成名作《文化苦旅》不失为上乘之作，我自己读过不止一遍，当年曾买回十几本送人。可惜后来出的几本书，已乏思想求索的激情。今次读完这篇余文，愕异疑惑之间，心里总觉得味道不正，封建主义的文明再辉煌也只能是那一个层面，因此总觉得一些文化人的这等学问路数、认知定向和语境局限，说来说去，只能在三分田半亩地的框框内打圈子。有时甚至把一堆堆油污滑腻的破烂碎布当作一匹匹上等的真丝绸缎来夸耀，说够了大话、空话、套话、无知的话、无能的话、无耻的话，貌似穷理，亦为大谬，论者滥矣，实际上或影响、或阻碍着人们去理解与汲取世界文化一切辉煌的理性成果。虽说学人之间，观点纷纭，见仁见智，立场各异是很正常的事，然心中惆怅难免。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一种洞悉世事后的清愁油然而生，在价值混乱的年代，某些从酱缸文化中爬出来的人，难耐寂寞，眼观六路，八面灵光，总是喜欢在名利欢场中打滚，总是流着口水去争食言论界的香饽饽，甚至以住在土谷祠里的阿Q的那种精神状态，处心积虑地做起了文化长剧中“皮囊已锈、但污何妨”的花脸小鬼，百般婉转谐华銮，一副太监脸谱，为虎作伥，趋利枉道，只为君王唱赞歌,喜向苍生说鬼话。呵呵，虚荣继续毒害着真诚，私欲还是压倒了理性。我只好摇头三叹：“五车竹简缺天道，一枕糟糠充锦包！”
我看中国的某类文化人之所以贱，之所以被人瞧不起，并不是读书不够，而是道德的无耻！他们嘴巴两扇皮，移东又移西，既求于利，又要求名，明明卖身做了婊子，还要图立牌坊；明明是一条在狗洞里钻进钻出、没脊骨的赖皮狗，却百般装扮，想窜上庙堂当君子。这种趋炎附势又贪财爱权的摇笔杆子的家伙惯于在含蓄委婉中模糊是非，颠倒黑白，深化了阿谀谋利的精巧微妙，酿醇着人性灾难的浓度。良知已被利欲剜割的人，哪里听得进林语堂先生的忠告：“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
余先生在文中借人之口对孔子“世上无仲尼、万古如长夜” 的恭维，更使人嘻哈失笑，令人发噱。大家不妨读读睿智的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的一段话：“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我记得挂在孔庙大成殿上“万世师表” 的匾额，应该也是制造了无数起特大“文字獄”的康熙皇帝的手迹吧。鲁迅还不客气的秉笔直书：“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