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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回归的“静能”——新文人的价值取向
作者:柳淳风    来源:品博艺术网    日期:2012-03-08

“静能”在这次展览中被归纳成为一种新文人式关照社会现实所呈现出的艺术形态。一方面,中国现当代艺术从早期革命现实主义到伤痕美术、乡土现实主义以及后89的玩世现实主义潮流一直都清晰的沿袭着现实主义文脉而发展和深入。特别是意义重大的伤痕美术思潮不仅使得国人和艺术家更为直接的了解和深刻感触到曾被忽视的人性价值,也开始使得他们更为客观的观察并表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这次文化思潮同时波及到了文化领域的各个层面,美术界则是出现了85新潮和后89艺术的先驱和思想根基,这也是国际艺术界和艺术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最集中的挖掘和关注升温的开始。如同今天在国际艺术市场有良好市场表现的后89艺术正是通过对现实的调侃和个人化的观看来获得人们与以往所不同的视觉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观念表达的“前卫艺术”。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本来就对腾飞后的中国有着巨大兴趣和观望的西方文化的认可。另一方面,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上来说,现实主义题材的艺术作品一直被从北宋梁楷以来的文人画趣味所排斥,基于封建统治对文化思想的麻痹和压制,关注现实和批判现实的作品非常稀少,大量传统艺术作品更愿意徘徊在情调和笔墨之中,而对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大国却没有或胆怯于具有现实深度批评的表达。 文人们寄情于山水画和花鸟画,是逃避也是一种价值判断的选择,偶有八大山人等失意文人在画中隐晦的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情绪也只是个例和小情愫,大多数艺术作品远未达到诗歌界诸如李白杜甫作品中那种文人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批评批判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判断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古代文人自然主义的“自我”表达,在经历复杂变更的中国社会当下已不能满足新一代知识分子自我表达的创作需求。时间推进,历史演进,从封建社会的被推翻到新中国的成立乃至改革开放,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步确立了关注社会现实的态度,关注人性与社会的关系,并树立独立批评社会现象的公共形象,以及建立更为多重自我塑造的艺术表达方法。古代文人般的“自我”逐渐消失在现代社会各种多元文化充斥的浸染之中。复杂强大的现实变化就像吸盘一样吸附了艺术家们的注意力,使得他们更多的关注现实本身和社会急剧的变化。可以说,这已经成为艺术家们借助作品反映时代特征的表征方式。在这次的“静能”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展览的具有古典文人主义情怀的这些艺术家已经将“文人骚客”习惯出逃现实的价值取向逐渐转化为了关注现实,探索现实,从而批判现实的理性创作实践。如叶永青、关伟、陈志光和彭薇,就是借由中国传统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对今世的批判,我们可以在他们作品传统的形式和语言表达中洞见今世社会中“小我”和“大我”的关系,作品中微小、敏感的感触保留了古代文人对笔墨情调的高度追求,而大刀阔斧的公共知识分子态度和意志也能在这些精妙的作品中可见一斑。

当然,具有现实主义时代特征的中国当代艺术也经历了自身的嬗变,从早年被西方认知的“玩世现实主义”波普艺术发展到现在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其中饱含了复杂的蜕变过程。在很长时间里面中国艺术是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下成长的,当然这种统一历史形态有它的特点,比如说,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很近,艺术和集体主义观念很接近,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就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也是中国艺术在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自己观察现实,表达对现实的感受,既高度的自由又高度的个人化。当代中国艺术的现实主义发展植根于社会历史的变迁,这种社会历史不仅仅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而是多元的现实主义相互并行又相互渗透的发展过程。现实主义艺术倾向反映在它的多重性上,很多艺术家解构了艺术曾经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历史,又重构了社会现实主义的形式语言。进入21世纪的中国艺术,正在与中国社会进一步向世界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整体状况一样,呈现出活跃的生机。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与此同时,西方的艺术和学术史对他们也不再遥不可及,他们中许多人对现代艺术的形式有着天生的敏感和兴趣,他们试图从形式的革命入手求得观念的更新。但是,他们毕竟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和充满社会矛盾的现实中,最能直接表达他们感受的还是现实自身以及形式上的现实主义传统。当然,与上辈艺术家不同的是,在他们所表达的现实后面,隐含着一种新的现实态度。这几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年轻的艺术家们有了更为丰富和自由的创作理由和方式。反映真实和当下的现实问题,逐渐成为更为年轻一代艺术家创作的方向和趋势。很多艺术家从真实变化急剧的现实世界出逃,寻找一种新的想象性世界的再现,这种想象正是很长时间以来存在的原始和超现代相互混生的日常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都市本土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现实特征,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以及个人欲望转换成喜剧、电脑游戏或者机械的因特网上的象征性图像,因此,“现实”这个概念又包括了“虚拟现实”这个世界。如毛旭辉、许仲敏、于凡、张琪凯、茹小凡的作品正是在表达都市化消解了熟悉与陌生。具象与虚拟的现实在他们眼里是一样,他们创造了一种可以成为虚拟现实的图像。而这种图像交织着艺术家对于物质世界的敏感与欲望、对于生活的理想与梦幻,还掺杂着一种向往都市与逃离都市的复杂意绪。这种新型的“都市性”也是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征。显然,都市化在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变革、变化与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它不仅带来城市景观和视觉空间的变化,同时,还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影响了人的情感和感觉,自然艺术家成为这种变化最初的观察者和最痴迷的记录者。申玲、祁志龙、马嬿泠正是通过对现实都市生活的关注和都市化生活的体验、理解来描绘自身对生活的体验和回忆。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申玲、祁志龙、马嬿泠敏感于世界的变化和生活现实的丰富性,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本人与世界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精神世界具有一种与现实生活一样变化多端的飘浮感与游移性。这可以视为信息时代和都市化进程中视觉艺术新的文化属性。都市化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现实的混杂性。另外,后文革时代的中国文化属性具有特殊的断层性,可以说极少数的70后、80后能够深刻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所了解的只是文化的碎片,无法连接。但是这种文化的断层性又给了艺术家们创作的后现代语境。李继开的作品中语言的零散性,观念的模糊感似乎更为准确的表达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在很多艺术作品中,诸如在李继开、马丹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材料混杂,传统的语言和新媒体材料混生的情景。同样的,都市化在意识形态和道德判断上,也使得发展中的中国人民面临着巨大的改变。 年轻的艺术家们并不喜欢批判现实,只是反映它们,或许这也是这一代艺术家和上一代艺术家的不同之处,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不轻易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是通过对自身生活的描绘和表达来提示社会问题,可以说,他们的现实主义是更为彻底的,却又是将物欲理想化的。 在语言上,这一代艺术家对自我心理情感的表达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使得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一种超现实感和陌生化效果。他们敏感的内心世界在作品中表现为一种多变的、浮动的形态,也具有与现实世界在视觉上的关联。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很难形成某种艺术流派,因为他们相对独立和享受孤独,但这种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有利于艺术家对艺术本体进行较为深入和透彻地探求。如何通过艺术作品传达复合型的现实特征,艺术家们遇到了新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的批评家、策展人和学术界都在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回归本真,找到自身的文化逻辑。在现实主义的范畴里,如何准确表达复杂的现实语境,使得自己的作品具有中国特殊的文化属性,是优秀的艺术家们长期研究的课题。在此次展览中,寻找中国文化属性回归与现实主义并行是参展艺术家创作作品的统一属性。当然,强调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宋体画,也不是照搬中国传统山水的技法,为了反驳波普意识形态,简单挪用中国传统古典绘画技法的艺术创作,这种以此标榜艺术创作回归本土,但却又难免走入文化符号化的悖论之中。如何继承传统的文化精神再一次成为了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们所需要研究和实践的课题,也成为艺术家们借助作品反映时代特征的表达方式。而具有传统文人精神意识的艺术家不断追寻中国文化属性的回归,同时表现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具有安静爆发力的特征,与所谓点子化的后殖民主义观念性艺术作品大相径庭。在艺术方法上,他们更愿意真诚的使用“手艺”来创作作品;在观念上,也只愿表达他们所能观察到、感觉到的真实自我和现实,体现出新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洞察力。这种看似安静和静止的能量可以写照多重化的现实世界,也能映射优秀艺术家文人化敏感的内心,成为一种新型的艺术表征。如同石油和各种为社会发展输送能量的媒介一样,文化艺术无疑将成为新世代的新型抽象能源,为新一代社会的发展发电输能,而作品具有全新价值建构的中国新文人艺术家则更具备将这种能量传达给公众的责任和能力。“静能”源于静态却超然于形。

关键字:静能,现实主义,新文人,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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