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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战后当代艺术:商业猛于虎
作者:杜卡    来源:《顶层杂志》    日期:2011-04-19

新表现主义:感情率真最可贵

新表现主义的苗头最初出现在联邦德国,运用绘画语言表达强烈感情,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美术思潮。1981年秋,5位联邦德国画家在纽约举行展览,在美国掀起热潮。新表现主义之所以对美国画家有吸引力,是因为在60年代后期,现代派思潮开始进入沉寂阶段,70年代已经没有原先前卫的锋芒。新表现主义的画家们在原来表现主义的基础上,参照了未来主义﹑形而上画派的表现语言,吸收了50年代以来一些流派的手法,使其具有新的反叛精神。他们的作品没有具体的题材内容,而是追求自由表现﹑强调感情的率直﹑天真。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表现主义的出现是对美国60、70年代中缺乏感情的冷漠表现的反拨。在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中最有名的是巴泽利茨(Georg Baselitz)、伊门多夫(Jorg Immendorff)、基弗(Anselm Kiefer)、吕佩茨(Markus Lupertz)、A.R。彭克(A. R. Penck)、珀尔克(Sigmar Polke)和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等。

当然,这只是“百花齐放”的当代艺术中几个相对重要的局部。还有许多其它流派,在此不能穷尽,比如女权艺术,同性恋艺术,大地艺术、环境艺术、光线艺术等等。

纽约如何取代了巴黎?

二战前,美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地位轻微,颇有些“外省”“乡下”的意思。纽约是巴黎艺术的“殖民地”。在优雅的欧洲人看来,当时的美国人始终与物质主义、粗鲁、没有涵养的形象相联。为了扭转这种文化弱势,美国的文化冷战决策者们全力要打造出一种“美国艺术”,向巴黎宣告自己的“独立”,并取而代之。

于是,战后美国动用强大的文化宣传和艺术市场的力量,把原先非艺术范畴的日常物品和行为确认为艺术,以“反艺术”、“反绘画”的名义,单方面宣告欧洲古典艺术的“过时”,而把1960年代兴盛于美国的波普、 观念等派别确立为当代艺术。以至于可以说,国际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确立,除了内在的西方艺术史的文化逻辑,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推促的结果。它由美国所主控,代表了美国精神,是美苏文化冷战的重要篇章。1964年美国人劳申伯格夺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是“美国艺术”在欧洲确立、并赢得国际地位的划时代标志。         

早在1947年苏联阵营建立“共产情报局”以取代原先的“共产国际”,195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建立“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两者均在西方各国建立分会,都是“国际”性质。与苏联强大的文化宣传相对应,美国也在欧洲、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一场毫不逊色的“文化战争”或“心理战”。从“文化自由大会”创立的1950年到1967年更名再到1979年正式结束这将近30年的时间里,美国中央情报局动用马歇尔计划和160多个基金会(尤其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和卡内基基金)的巨额资金,全力在欧洲宣扬“美国文化”和“美国艺术”,首先把抽象表现主义,然后把波普、行为、极简、观念、装置、影像等“美国式”艺术确立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主流,由此把世界艺术的中心从巴黎“移到”纽约。

无形推手的力量有多大?

本章节素材参考了黄河清先生所著《艺术的阴谋》一书,在此致谢。

美国是如何抢夺话语权,“创造”并巩固了今天的这个国际当代艺术板块?除了台面上的众多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承载,恐怕更有幕后无形推手的扎实运作:文化体制、媒体舆论和市场交易的环环相扣、严密配合。那些掌控权力的政府官员、博物馆馆长和策展人构成了具有某种官方和神性作证的文化体制;把持艺术和大众刊物的理论家和资深编辑、记者构成了坚不可摧的媒体舆论;在画廊、博览会和拍卖会上一掷千金、翻云覆雨的大商人和大藏家则用巨资支持并拉升着市场交易的热度。这三位一体的长期默契运作,实际上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家们的沉与浮。

的确, “艺术家”的地位在当代艺术这个阶段是空前衰落了。伊夫·米修说得精辟:“艺术不再是由原先做艺术的人做了,而是由那些展示艺术的人做了:即博物馆馆长、艺术官员、收藏家、评论家和赞助人等……是艺术世界在做艺术。” 从“印象派”开始,到后来的现代艺术的产生,出现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开始与“学院”抗衡:那就是“市场”。面对“学院”手中高举着“美”的标准,“市场”则悄悄回应以“钱”的标准。就是说,与“学院”的标准相平行,出现了“市场”的标准:美不美管不了了,能卖掉换钱是“硬道理”。不再是“学院”院士们的独统天下,画商们开始登场。艺术品成为“商品”。

理论家、策展人:世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策展人和理论家是专门提供学术支持的“说法”的。尤其,整个西方当代艺术,视觉性越来越弱化,概念性越来越强。 “概念”先行,“概念”压倒“视觉”,甚至取代“视觉”。以前的艺术都是靠作品本身说话的,而 “当代艺术”里面,作品本身变得次要,理论“诠释”变得重要。甚至理论家的“理论”比艺术家的作品更为根本。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之于“抽象表现主义”,沃尔海姆(RichardWollheim)之于“极简主义”,雷斯塔尼(Pierre Restany)之于“新现实主义”,切朗特(Germano Celant)之于意大利“贫穷艺术”……几乎是理论家包装出了一个个“艺术”流派!

博物馆:现代人的教堂

私人或政府的“文化体制”——大型展览、双年展、博物馆、艺术中心等,办展览也收藏作品,是国际当代艺术的实体宣传阵地。70年代起,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博览会、双年展到处开张,当代艺术博物馆也似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丹托指出:“1960-1963年间,美国每3、4天,就新开张一个博物馆。以致到80年代中期,每一百万美国人就拥有21个博物馆。”克莱尔把西方70年代大建艺术博物馆之风,比作中世纪欧洲各地大建哥特式大教堂:“在70年代,如果人们相信国际博物馆委员会,世界上平均每一个星期建造一座新博物馆。在这个十年中,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博物馆,就像十一世纪初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大教堂一样。”

媒体:嗓门一定要响亮

信息时代,谁占据了媒体制高点,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这一点在艺术界也不例外。无论文化战略还是市场推广还是学术宣扬,都离不开传播的力量。

美国大众杂志《生活》,其老板卢斯是中央情报局合作伙伴。《生活》曾大力宣传波洛克和抽象表现主义,属于典型的文化战略宣传。所有在大众媒体上对美国波普、行为、装置等艺术及其欧洲版(新现实主义、贫穷艺术等)的宣传,还有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等的宣传,都属于文化战略。

媒体的市场推广也是卓有成效的。1998至1999年,萨奇在伦敦和纽约举办《感觉》展,捧炒他自己收藏的“年轻英国艺术家”(YBA),整个就是一次媒体集结号。作品的惊世骇俗,尤其在纽约引发的官司,引起了“超度媒体化”,获得惊人的广告效应。结果是他推出的“YBA”们市场价急剧暴涨。他的宠儿达明‧赫斯特如今的千万美元一件作品的身价,可得谢谢全球媒体的“众人拾柴”。

一些专业性杂志和书籍也不停得给予当代艺术以“学理”上的宣扬。譬如《Art inAmerica》《Flash Art》,《Art News》《Art Review》《Art Forum》等。许多杂志还会在每年发布各种“排行榜”,给艺术家们造势,其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小视。

最近,当代艺术更是进入电视荧屏和互联网,成为大众娱乐甚至是搞笑节目的素材。2010年6月,美国出现了第一个艺术选秀类节目——《艺术作品:下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由沙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担任制作人,西蒙•德•普利(Simon de Pury)担任导师。选出的第一个晋级艺术家是23岁的阿布迪•法拉(AbdiFarah)。他得到了$100,000的奖金以及在布鲁克林美术馆的个展机会,其作品还会出现在菲利普斯 (Phillips de Pury)的拍场上。媒体造就艺术明星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当欧贝•吉安特(Obey Giant)用丝网印刷手法创作奥巴马竞选题材的作品的时候,是媒体让这些作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美国大选之前,吉安特的版画作品价格在70到100美元,而今天卖到了1500到4000美元。

关键字:西方,战后,当代艺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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