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瑜：透过经济贸易，这个现象就特别地普遍。前一阵子我在台湾艺文媒体上看到关于艾未未的专题，从经济的角度、创作的角度，还有个人行为的角度…等多面向切入报导。

冯博一：大陆艺术家徐冰对艺术的深刻认识和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使他每一件作品的智慧与创造性都能引起我们关注和讨论的话题；艾未未的叛逆与批判性已经超越了艺术本身的范畴，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样本。以至于他的作品究竟如何？我以为既不是最重要的方面，也不能简单地按以往的判断标准来给予衡量与评介。

因此，在这个展览过程中，1+1双方交流合作的作品视觉形态如何？我觉得可以暂时放在第二位，重要的是交流的过程本身。

梁展峰：所以我自己最有兴趣的是他们的交流怎么发生的。我一般都是问他们：你们最近怎么样，有什么对话？我关注的是怎么去理解这么个过程，但是他们的交流是不容易看到的，这是我觉得困难的地方。第二就是作为一个展览的操作人，我就想怎么把这些过程放出来给观众，让他们可以想像、理解，这也比较困难。我想到的比较简单，要求他们有一些照片，但是这不是太有趣的方法，但是怎么可以再好一点我还没有想到。

冯博一：我希望媒体对这个展览的关注点，不是从艺术家本身着眼，而是从咱们策划的这个概念，通过这个切入点，看艺术家怎么呈现这种交流过程和最后作品的形态。这种方式，多少会抛开以往对展览的评价。我觉得策展本身也构成了整个当代艺术生态很主要的方面，包括刚才说的策展人、艺术家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在这次展览策划中强调这种策展的作用呢？

梁展峰：怎么强调呢？

王晓松：以往做展览的基本方式都是把作品拿过来，图片、标签、策展人文章、艺术家自述，以美术馆的名义写一篇前言几部分的组合。从去年做“蝴蝶效应”我们就开始尝试做一些改变。我们去了香港火炭周俊辉的工作室、林岚的工作室，没有谈作品，就谈各自对展览主题概念的理解，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作品的上下文。从我们策展人的角度，不管对艺术家、艺术生态，还是对观众，还是要强调作品背后的故事能不能出现。在展览的时候，也能比较丰富地呈现这个状态，它可能就是记录这两个艺术家在互相交流时的微妙变化。深圳一家媒体对咱们在深圳开会时的报道说：“两岸四地的艺术家在深圳玩速配”，给我的启示是在这个展览中，就像大陆的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一样，重要的不是那些人，而是那些人在摄像机之下出现的特别有意思的表情变化。

冯博一：刚才子健说的那种，可能他们这种过程比他们的作品更有意思，整个项目应该往这方面考虑，这个过程构成了整个项目一部分效果。这是我目前考虑的一部分，也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今天的对话也是咱们之间的一个交流体现。

梁展峰：艺术家之间的不合作、不配合的情况，其实蛮好的。于是策展人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在展览中会是一个关键，所以我永远在想怎么呈现“过程”这东西。

王晓松：我觉得策展人有点像禅宗里的禅师。不管两个艺术家合作的情况如何，但可能有一部分东西他不想告诉你原因，我觉得策展人要把这个被隐藏的东西敲出来。

梁展峰：作为一个观察者，好像一个医生看这个案子，经过两个月的观察，我发现这个病还好。是不是有一种无保留的呈现？还是传统的让他们每个艺术家拍一段片子？

冯博一：拍片子呈现的时候，肯定是经过修饰的，就掩盖了很多真相。

梁展峰：我认为是以策展人观察的角度写一个很简单的文字的东西，是不是给人一种比较有趣的呈现过程？而且凸显我们观察的情况。

冯博一：我想有两种方式：一种，比如展峰是负责香港的，等方案基本上都确定了，你跟香港的艺术家做一个沟通，这种沟通可以以对话的方式，也可以沟通之后，作为策展人观察的角度，记录对这个过程的感觉。这样的话，咱们就不仅仅是规定这个游戏规则了，或者说能够比较客观和真实地反映出他们不好说的那部分，有点像深入调查，这就能够应和晓松说的怎么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可以引用艺术家的话，或者说有一种挖掘和评价在里面，最终是用文字呈现。

王晓松：除了这些文字以外，还要考虑到其他方式和内容，让这个过程更生动流畅。我跟小姜也一直在讨论，比如说咱们之间发的邮件，一封信可能来来回回就有一二十封，但是之间有细节变化，如果完全制作成传统意义上的平面展出品有点儿困难，技术上的方式也需要考虑。

冯博一：这一块就涉及到咱们和艺术家之间沟通的细节怎么样呈现？

王徳瑜：画册上呈现，始终是文字的。在展场上如果是文字的，肯定没有人阅读。在视觉呈现上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我觉得我的角色有点像狗仔队，我经常打电话跟艺术家们八卦，始终鼓励他们把过程呈现出来。在这段时间的交流过程里，我个人觉得假设我们有一个对艺术家个人编年史的考察，可能会很有趣，包括在大的历史或者不同地方的历史上，艺术家个人编年史会对比出怎样的社会现实。我举个例子，以年龄相近的组合来说，假设你问单凯悌关于生长过程中印象深刻的历史、社会事件，答案跟赵赵肯定有出入，然而这两者对不同地方的观众来说，却都可以对比出有趣的价值观上的差异与相似性。

冯博一：艺术家之间以及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在交流过程中能不能摘出几句比较精彩的话，选择的依据和标准在于是针对这次展览的。在一个展厅里都是艺术家的作品，但是有两句针对性、概括性比较强的是策展人的话，也可能会很有意思。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放出来，就是再经过编辑也还是很多。假设我回北京，跟赵赵有一个了解之后整理一个东西，我就可以从那里摘出几句话。或者我问他回答的那种，跟这个展览特别有关系的，或者能反映出交流的东西。

王晓松：这种敏感却又真实的东西，能不能体现出来？

冯博一：咱们就要考虑有没有更合适的关键词。

王晓松：可不可以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他们的关系有一个关键词界定。

冯博一：但是这种判断有时候又有一点太主观了，我想用数学公式好不好？原来我的文章就想写1+1≥2，或者＜2。但是又有一个问题，这仅是通过咱们了解情况的判断，艺术家本人怎么想的？在展厅里怎么呈现？在画册里怎么体现？

杨子健：应该看每一个不同的案子怎么呈现。

王徳瑜：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大，可以让艺术家自己回答。让艺术家用很简单的符号呈现一个游戏性的答案。

冯博一：咱们在前言里做一个说明，解释代表的什么意思。展览布置，包括设计、画册的编辑内容都用一个符号呈现，而这又是他们自己做的判断。

整理：王晓松，经谈话人审阅修订。

2011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