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triz Millar的Salve Regina的纪念品是艺术家的概念探索的延伸，其探索关于各种形式的申明和精神性，它使用多媒体的语言，形成表演、照片、雕塑和影像，（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构成了）艺术家所谓的个人起源。对于先前的艺术作品，已经有无数的参考了，首先要说到的是女性特征这个主题。自90年代初，文体上开始盛行未来主义，艺术家批评那些导致女性沦落到仅仅被男性视为性满足的放纵对象。为了支持这些由Romana Loda1999年编辑的目录中出版的作品，Beatriz Millar常常会在其中添加一些评论，如《白色轿车》中的“我，总是想要比别人更圣洁”或《抉择》中的“你是男人”，“我们是女人，你坐着舒服吗！”，（这两部作品）都是1991年的。

在这些绘画作品中，以及后来的木板作品中，女性的形象总是在一个被虐待的外部形象和深层次的个人灵性之间摇摆，有时却又浪漫的在Tango系列中让男性和女性和解，但是这种完美的和谐，却让人觉得它过于理想或具有讽刺意味，而不是客观的想象。

同样是在那些年代里，在她绘画作品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到灵感和分析报告的另外一个来源：出自1993年的San Francis之歌，她在其中写到“我想知道我的太阳之歌能否到达它的目的地”或“天堂里的女王”，Millar特别在其中写到“她在软山上数着星星，和天使打着招呼，大地母亲保护和支持着天堂的女王。”

同时期，艺术家专注于被称为“卡罗（古时双轮战车）”的有关汽车的系列绘画，它与未来主义流派某些方面相似，但是它的内部又是被天使所环绕。另一重现的主题是电视机，屏幕和现成的帆布画，说到媒体交流，在这里被人格化结构形式的绘画风格抵消掉了并得到了升华。艺术家要从社会和文化趋势上来批评他们的需要，引发了一种宗教态度，而这种态度似乎应该用艺术而不是严格的宗教术语来表达。

在Salve Regina的纪念品中，艺术家强调表演，其形式延续了过去那些我们被逼假设的残缺不全的身份。我们不得不承担这些身份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是曾经对她起作用的。迄今为止，她持有的这种叛逆的、狂喜的态度，从出现在她作品目录里摘录出来的某些文段中已经可以明确的看到了。比如，一方面：“…我恨资本主义…我讨厌引诱…我不是一个产品…”另一方面：“…我在等待…我相信上帝，救星…我努力地变成女巫…我渴望天堂…我是炼金术的一部分…我是Dolores母亲…我是Mary Magdalene。”意大利-瑞士籍的艺术家的作品常常都拥有的这种矛盾特征，而现在已经被Salve Regina的纪念品中的作品超越了，它使用了一个本来就是创造来与普通民众分享的形式，而不是严格地与艺术世界相连，在这里，通过共享，抗议得到了升华。分享膳食的艺术容易让人想起耶稣最后的晚餐和由面包做成的她的雕刻品，面包是最贫穷人的食物，同时也是最神圣的一种食物。

例如，从2002年开始被数字语言视听作品所象征的能引起疾病的世俗的对应物，具有代表意义的旗帜、政治领导的面孔和与具有讽刺意味的消息一起四溅的鲜血，是需要Millar能够得出新型结论的领域。在如“2003年的红唇：我是思想”之类的嘴唇系列作品中，意识的觉醒和围绕身份的研究唤起了艺术中耶稣的和神谕的作用。

这些可食用的雕塑，如维纳斯·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她们的大胸、凸出的腹部和繁殖的符号象征，再一次在Millar的作品中代表了女性形象。在这里，一个典型的母亲，圣洁的女人，她力量的纪念品，在最后被消化掉的例子里，最终却可能被内化。另一方面，这些雕塑的原始主义风格，吸引了从Picasso到Modigliani的世世代代的艺术家，在Millar的作品中，不仅仅是一个正式文体，还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以追溯到在Einsiedeln她的农民祖母和面包师父亲（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还包括向瑞士最重要的圣女玛丽朝圣。

因为艺术就像一个过程，一个供人分享的过程，一个侵入日常生活主流的过程，Salve Regina的纪念品与激浪派的手法产生了共鸣，至今仍在为关系艺术作（自己的）贡献。但是在其他的很多方面，比如大自然的向心性，又一次在她于2005年创作完成的关于树的系列作品（《弥补树》）中变得很明显，世界通用的兄弟情义的需求，神秘主义的趋向和寻求人类的潜能，能使Beatriz Millar的艺术完全融入通神论中表述的Blavatsky夫人的想象中去。这样的理论，后来由Rudolf Steiner在人智说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他在瑞士创立了两个中心，这两个中心都被Joseph Beuys自己所遵循，这并不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