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在一部分中国富人选择宗教信仰之前，他们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即使在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的五大宗教之间，商人阶层却更愿意选择信仰佛教而不是超越世俗化的基督教。他们在信仰世俗化的中国佛教中，渴望得到的并不是佛教高深的智慧，而是增长积累更多财富的目的。事实上，部分基督徒在信仰基督的初期，也难免将上帝俗世化，随己意支配上帝、使其成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佣人，成为满足自己的肉体生命生存的对象。

2．1何为消费主义的人生观？

消费主义的人生观同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肉身主义的世界观存在内在的相关性。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只看到世界的物性而没有看到世界的神圣性，不承认世界是神圣的上帝所创造的产物。对于物质主义者而言，包括人在内的世界的存在，都是自然界偶然进化的结果，人的生老病死不过是人的肉体生命体消耗物质财富的过程，人的思想世界不过是人感知、意识物质世界以及人的身体形成的内容。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肉体生命的享受，而且仅仅是为了肉体生命的享受。从物质主义与肉身主义的世界观中，产生出当代中国人的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简单地说，消费主义的人生观意味着：人的生存的价值在于对物质世界的无限占有与无尽消耗，人的生存的动力在于满足人的无穷贪欲与无尽奢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普遍的理想，是衣在高档的名牌、食在豪华的酒店、住在宽阔的别墅、行在耀眼的奔驰。于是，“广告是一篇具有说服力的福音、电视广告的明星像在传福音见证、我们在电视机前坐着的姿态像在做礼拜、各行各业的专业解说人员即是辅导员、看到麦当劳的标志无异于看到十字架，等等。通过大众媒体所传达的神话获取消费的情报，并燃起消费的欲望。商品介乎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联系，借由象征的符咒作用，使漂泊无根的现代人在茫然失所的社会里找到品味、时尚、文化等高尚的精神生活。”超市成为现代人的教堂，商场成为他们的礼堂，商人取代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知识人，经济学家代替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革命家的地位。反而言之，乃是知识人的商人化（如大学的博士导师、教授统被称为老板）、学问的技术化、思想的知识化、社会的商业化、人生价值的金钱化。 

本来，艺术最能体现人的精神创造性，但现在也在不断被复制中成为一种时尚的消费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界盛行的政治波普图像，最初源于和商业文化相关联的波普艺术。后者被“批评家罗森贝格描述为‘广告本身作为仇视广告艺术的广告艺术’，兴盛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在英国和美国。它在广告和消费品王国中，以及像连环漫画手册、电影明星和通俗歌曲明星这类大众文化中，发掘出它的艺术意象。尤其是在美国，波普艺术既从深入人心的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货舱中吸取营养，又对其进行嘲讽。利希泰斯坦在诸如《Whaam!》这样的作品中，以巨大的规模，模仿连环漫画的主题事件和再生产技术；而奥登伯格则强调一直暗含于波普中的达达主义因素，用聚乙烯和纺织物制造一些诸如汉堡包、电话之类日用品的巨大的‘软’雕塑。”“波普艺术对消费主义的兴趣，使重复的理念成为沃霍尔作品中的关键概念。他的创作，经常只不过是监视他的丝网印刷品的生产。因此，成批制作的作品，并不等同于版本有限的美术印刷品。对于后者，有限样本的理念帮助支撑其价值。真正成批制作的作品，是一种消费品，一种工业式地生产的时髦的附属品，易于自由地使用和处置，并且整个地与‘美术’的观念相敌对。”
 
2．2何为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年轻艺术家陈秋林的《我存在、我消费、我快乐》（2003），将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念结合起来。“漂亮的新娘，悠闲自如地坐在超市购物筐内，八位青年男士，把自己的脖子套在犬套链的一端，另一端系在购物筐，各自从相反的方向竞争性地拉动链子，并以品尝到前方的蛋糕为胜利的标志。出乎意料的是，得胜者，竟然是八位中个子最小的那一位。不过，当新娘的存在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时，她的快乐也异化为欣赏动物般的弱肉强食者之间争斗的快乐。争夺者手段的动物化，使被争夺的对象也难逃动物化的劫运。”消费主义者把自己理解为肉体生命的生存者，因而在根本上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神圣尊严，使自己在不断的肉身化中走向动物化、物化。其人生哲学为：我消费故我在。

今天，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的享乐主义人生观，更多带有心理学享乐主义而不是伦理享乐主义的特征。在哲学上，伦理享乐主义（源于希腊语hedone，意为“快乐”）认为：“我们在行动时应该从道德上追求自己（也许还有他人）的纯粹快乐与幸福。心理学享乐主义则认为，事实上行为主体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快乐与幸福。

这些学说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学说陈述快乐或幸福是惟一的善；这种理论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而不是关于我们怎样行动的。与伦理享乐主义一致，人们有时也实在地行动，以追求快乐之外的目标，人们有时也实在地把别人的快乐放到自己的快乐前面。二者都不符合心理学享乐主义。而且从行为主体现实上只追求快乐和幸福这一假想的事实，根本无法推出行为主体只应该追求快乐与幸福。

伦理享乐主义者可能认为，我们在行动之时应该在道德上追求他人以及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他们还可能主张，人们有时也应该视别人的幸福与快乐高于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因而，伦理享乐主义并不一定是伦理自我主义。”心理学享乐主义，强调行为主体的心理快乐、幸福感受；伦理学的享乐主义，侧重于行为主体应当在道德上追求快乐幸福因而有时要顾及到他人的快乐幸福。对于前者而言，即使在痛苦中也要实现对快乐的拥有。雕塑家李占洋的《山城夜色》（2001），描述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城市随处可见的娱乐场景。在三联雕塑的画面上，左边是一座安琪美容美发与洗脚城的交汇处，一个老外在街边搂着一位年轻姑娘，美发厅二楼窗口是一对在热吻抚摸的男女；正中是楼上楼下济济一堂的人群在观看艳舞，一个女人裸体在台上向观众扳开她的阴部，不少男女成双成对地互相充满肉感地拥抱触摸；右边是两间包厢，第一层里一位老板在鬼哭狼嚎地唱卡拉OK，第二层里一个男人正掐住姑娘的脖子要挟也许是她的男友干什么事情，旁边站了一群穿着高底皮鞋的姑娘仿佛在期盼客人的到来。李占洋的其他作品如《丽都》（1998）、《人间万象》等，都是对中国人的享乐主义现实与人的乐感生存的关注，其中充满了肉欲、性感、龌龊的场面。

和这种娱乐场所的极端情形相呼应，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体现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节庆生活中。在成都水碾河附近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分别停满了两排小车。2006年春节前后，人们聚集在这里团拜，互相请客吃饭，进行炫耀性的消费。满脸的喜悦，仿佛革命刚刚成功，仿佛五千年来的饥饿第一次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城市，人们更愿意花钱在外面用餐，而不是像已往那样为了节省在自己家里做。这样的生活方式本来无可厚非，值得关注的是由此伴随而来的团体消费的大规模浪费现象与在喧嚣热闹中显示人生存在的哲学。人们在此消费不只是物品，而且是它们所指的意义符号。“由于消费者对物的关系改变了，物不再是对应于一种特殊的用途，而是对应于物的集合所代表的整体意义；物已然不再纯粹是物，物已取得像圣物般的地位，满足从对物的体验得来的快感。……汽车指向幸福家庭、香烟指向自由、洋酒指向权力地位、香水指向高尚气质等，集体投射出幸福快乐的刺激感受”。当今的不少中国人，虽然在禁欲般的环境中工作，却在纵欲般的消费中生活。

2．3基督教的回应

消费主义是人对待物质世界的态度，享乐主义则是人对待肉身世界的态度。基督徒既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是纵欲主义者，而是有节制地使用物质来满足肉体生命欲望的人，将肉体生命的价值建立在属灵的事情上，把人生从事实性的在者提升为价值性的在者，把人生从单向度的生存发展为多向度的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存在。禁欲主义者认为凡事都不可行，以过度否定肉体生命的态度实现其价值；纵欲主义者认为凡事都可行，以过度肯定肉体生命的态度达成其意义。两者事实上都和把人理解为纯粹的肉体生命体的生存论相关联。按照保罗的说法，基督徒则认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为了人生也包括肉体生命的益处，中国基督徒依然要学习培养节制这一圣灵的赐予的品质。对于基督徒而言，人还有丰富的人性品质，他不仅是一个肉体生命的生存者，而且是一个意识生命的存在者、精神生命的共在者以及文化生命的同在者。作为意识生命的存在者，基督徒需要在舍弃肉体生命的同一性中建立自己的意识生命的差别性，在意识世界之物的差别中完成自己的独立存在——即他的创造主上帝给予个人的独特性；作为精神生命的共在者，基督徒要在和他人的共在中分享自己的意识生命的差别性，而且在这种分享中彰显其意识生命的差别的根源在于彼此差别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作为文化生命的同在者，基督徒在同他人分享自己的差别的同时，还要牢记自己是一个历史中的人，在历史的尽头与历史之上是一位永远与所有人同在的上帝，从中培养出个人作为人类的意识。相反，没有人类关怀的消费行为，将成为对资源的浪费；没有关注他人的享乐，将是对生命的自私浩劫。

同样，中国基督徒不以消费主义的态度对待物质世界而是把自己看成是物质世界的管理者，更不以享乐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肉身而是将其当作承受永生上帝的殿。他以仆人的心为上帝的荣耀管理外在的物质世界与内在的肉体生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基督徒作为仆人的忠心而不是贪心。“在信徒仍作为少数‘信仰群体’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其使命首先……应以‘仆人’身份去服务于社会，即以服务精神来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体现基督徒的人生质量和意义。”同样，基督徒作为仆人的忠心，还包括对自己的肉体生命的管理，使肉体生命的生存在彰显和动物的差别的意义上显明其创造者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