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鲍栋的一句话引起了程美信与鲍栋、催灿灿和众多网友的激烈争论。这句话是：“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也都主要是74年以后的，对自己同龄的艺术家也更有发言权。”（见程美信《道理不在年老或年少――致鲍栋》一文附录，《艺术国际网》程美信博客）

程美信认为鲍栋这句话“是一种非常荒唐的谬说，它的错误性可能导致另一种错误的合法化，意味着老年人批评老年人、中年人批评中年人、女性批评女性、黑人批评黑人艺术更有发言权，它无形中剥夺年轻人在艺术批评领域的普遍发言权。”并认为这句话反映的是“思维观念问题”。（程美信《如果你是粪便，我只好是无头苍蝇——回鲍栋》见《艺术国际网》程美信博客）

但奇怪的是，鲍栋只是这样为自己保护：“我认为一个批评家对他的同龄艺术家更有发言权，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我30岁，我不可能比60岁的人更了解60岁的人，60岁的人也不可能比30岁的人更了解30岁的人。作为一个关注艺术实践的人，我最熟悉的也就是与我年龄相仿的艺术家，我开始关注艺术实践的时候，他们也正好开始艺术实践；他们经历过的艺术事件，我也正好都经历过；影响了他们的一些外部因素，也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我，总之，我更能够了解及理解他们，而理解艺术家对于批评活动来说是一个基本点。”（鲍栋《牛虻不是无头苍蝇——给程美信的一封信》，见《艺术国际网》鲍栋博客）

单纯以了解和理解青年艺术家的生活（鲍栋的“理解”更多的还是“了解”的意思，而不是艺术批评意义上的认识），鲍栋就认为青年批评家对青年艺术家更能认识（更有发言权），确实没有多少说服力，所以被程美信抓着不放：“假如你的观点成立的话，画家应该是最能了解画家的，对绘画作品批评也更有发言权。这种庸俗化的偏见，在中国画家圈子里极为盛行，特别那些唯技法主义的艺人，他们普遍对理论与批评持有不屑态度，完全不尊重艺术史论与批评具有自身独立的知识体系，尽管它与艺术家共享着部分基础知识。同样，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研究也持有这种狭隘思维，认为女性更能理解女性，所以只有她们对女性艺术批评更有发言权。”（程美信《如果你是粪便，我只好是无头苍蝇——回鲍栋》见《艺术国际网》程美信博客）

实际上他们及网友的众多争论都只注意了鲍栋的话所涉及的“思维观念问题”，却没有注意它还涉及一个科学问题——即年龄与创造力的关系，如果单从“思维观念”讲，鲍栋的话就显得毫无道理，但这样就遮蔽了背后的科学问题。这个科学问题才涉及了对青年批评家成长与作为的进一步理解。

事实上，已有大量科学研究基本揭示了年龄与创造力的关系，即对于创造力而言（以创造性成果数量来衡量），综合说，20岁之前创造力缓慢上升，20岁之后逐渐快速上升，40岁左右达到创造力的高峰（也有少量研究认为创造力高峰在35—45岁之间），后快速下降，到中老年逐渐缓慢下降而处于很低水平，一直下降到生命年龄极限，呈典型的正偏态分布（拖尾在大年龄一边为正偏态）。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创造力高峰年龄提前3—5岁；对于社会科学和艺术来说，创造力高峰年龄推后3—5岁（某些学科如小说、历史、哲学还要更后一些，甚至到50多岁）。以创造性成果质量来衡量，也是40岁左右达到创造力的高峰，但是年龄曲线却与以成果数量来衡量的曲线明显不同，呈平缓矮山包形。总的来说，30—54岁是创造力的盛期，其中35—49岁的15年是黄金创造力年龄（占创造性成果的80%以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较综合说法，不同的研究有一定差别，但大同小异，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是青年和中年的部分则没有多少改变；当然这是针对普遍而言，不能完全对应个体，个体总是有例外的，甚至差别很大，如爱因斯坦26岁就发表了狭义相对论第一篇论文。

创造力是个人因素（包括智力、精力、体力等身体因素和知识、经验等素质因素等）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体现，其中智力是相对较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主导性因素，智力高峰年龄在青年阶段，之后随年龄逐渐下降。中年的智力虽然不及青年，但差区不很大，由于精力、体力等下降也不太多，而知识、经验和社会因素的强势弥补了智力、精力、体力的不足对创造力的影响，所以实际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中年和青年差不多，在较多的方面还略高一点（尤其是人文学科）。而老年人的智力、精力、体力衰退程度太大，知识、经验和社会因素的强势不足以弥补智力、精力、体力极大衰退对创造力的影响，所以老年人的创造力明显不及中年和青年。比如，王极盛等人在1986年的一项针对中国科学院的调查中发现，无论是院士还是一般科技工作者，中年的创造成果高于青年，但这一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程学超也于1991年做过统计，显示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部分研究单位在第一次科技大会上的获奖者，年龄在36～50岁的占获奖总人数的80%。这可能也说明了中国学术研究论资排辈现象，但它反映的是现实中的实际创造力表现。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年轻人具有更高的创造力，但这个年轻人的年龄应该是指创造力盛期年龄30—54岁的青年和中年。世界卫生组织划分的青年为14—44岁（中国15—34岁），中年为45—59岁（中国35—59岁），老年为60岁以上。那么创造力盛期年轻人（30—54岁）基本上是青年一部分和中年一部分，以世卫标准划分青年偏多，以中国标准划分中年偏多。

那么，从创造力的角度，如果把“发言权”理解为对事物的创造性认识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就总体说“年轻人”——青年和中年人对任何事物都更有“发言权”。所以，如果是与老年人比较，鲍栋笼统说青年批评家对青年艺术家更有“发言权”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毕竟按世卫组织的青年年龄划分，创造力的黄金年龄段三分之二是青年。但如果是与中年人比较，鲍栋的说法严谨讲就有些勉强，因为就创造力来说，中年人与青年人的创造力差异并不大，当然这是从总体上讲。

然而，鲍栋的说法和解释都没有考虑这方面。鲍栋的意思实际上是认为青年批评家在日常生活中更能接触、熟悉、了解（理解）青年艺术家，所以青年批评家对青年（同龄）艺术家更有“发言权”。但这只是说青年批评家对青年艺术家的认识能力比其他批评家多一些外在社会影响因素的优势。而单纯考虑这些外在社会影响因素的优势，不足以证明青年批评家对青年艺术家更有“发言权”，因为创造力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仅社会影响因素还有很多，如研究资源优势、研究机会、师生关系、学术活动中的接触、熟悉、了解（理解）等等，还有个体知识、经验等等素质因素，这些影响因素，青年艺术家都不占优势。所以，以鲍栋所说的那些外在社会影响因素的优势，很难证明青年批评家比其他批评家对青年艺术家更有“发言权”，除非鲍栋能够拿出他所说的那些社会影响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比其他因素更大的科学研究证据。我目前尚未查到这方面的科学文献，但就经验判断，鲍栋所说的那些社会影响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比其它因素更大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毕竟都是一些外在的偏生活、而不是偏学术的因素。其实，针对具有复杂多因素影响的创造力，用那么几个简单的外在社会影响因素，怎么能够解释清楚呢？所以，鲍栋的简单化（也是错误的）解释必然导致别人的简单化类比，既然同龄人更能“认识”同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同性别的人就更能“认识”同性别的人，画家更能“认识”画家，乃至黑人更能“认识”黑人，同种族的人更能理解同种族的人等等，因为这些类中人他们都多少具有鲍栋所说的那些外在社会影响因素的优势。

由于大家的思维都局限在“生活经验”和“文化观念”上，所以鲍栋的那种说法引起别人的警惕是必然的，程美信的反思也是对的（但程美信并没有把鲍栋的说法不通的内在原因分析清楚），因为鲍栋的那种简单化解释，在通常的“文化观念”下，很容易被引申到“年龄决定论”乃至“性别决定论”、“种族决定论”、“肤色决定论”、“阶级决定论”等，且这些在文化现实中还是存在的。但如果从创造力的角度，说青年批评家对青年艺术家更有“发言权”，而引申到“年龄决定论”乃至“性别决定论”、“种族决定论”、“肤色决定论”、“阶级决定论”等，就没什么道理了。所以，他们的争论都还是一些表面经验的泛泛之论。

因此，就我现有所掌握的科学证据，我认为只能从创造力的角度，就总体而言，年轻批评家——青年批评家和中年批评家，比老年批评家，不仅仅对青年艺术家、而且对任何艺术现象都更有“发言权”，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对任何事物都更有“创造力”。就中国艺术史来看，中国批评家的创造性成就也几乎全是在年轻时候（青年和中年时期）做出来的，今天的老年批评家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创造”吗？但我的说法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青年批评家是不是实际更有“发言权”，那还要看他们在整体上争不争气，也受时代综合因素的巨大影响（时代耽误整代人的现象也是常见的），是不能肯定的。

这次争论让我再一次看到了艺术批评界的思维的局限性——疏于科学思维。科学思维不仅要重逻辑，更要重证据。科学研究不是用几个空洞的、混沌的概念加上所谓的“逻辑思辨”能够解决的。今天，面对那些疏于科学思维的当代艺术批评（是总体判断，不要对号入座），我这个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不禁感到有些悲哀！